加沙：正被忽视的中东“火药桶”.docVIP

加沙：正被忽视的中东“火药桶” 　　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达到44%，为全球最高水平，巴勒斯坦贫困率也高达39%。 　　“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并非古老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加沙对于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7月1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与全球16亿穆斯林共同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开斋节。不同的是，多数加沙人仅能在一片废墟中清理出一块空地举行礼拜。 　　2014年夏季，3名犹太儿童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引发了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的一场持续50天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加沙人又一次面临家园破碎的厄运。 　　从冲突发生起至今的一年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下简称“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克雷恩布尔多次到访加沙。7月上旬，来到北京访问并寻求中方支持的克雷恩布尔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实施的封锁严重影响了加沙战后重建进度，至今仍有12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1948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使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为援助难民，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通过决议，建立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如今，在这个成立60多年的机构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400万人， 　　连年战事和持续多年的隔离政策，更让加沙经济几近崩溃。这一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81万的狭长地带，已成为了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在克雷恩布尔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再不采取行动，推动巴以进行有效的和谈，巴勒斯坦人将逐渐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联合国学校7次遭到直接袭击 　　墙体倾斜，窗户破裂，玻璃碎片洒满一地，以色列的连日空袭，已让加沙城内的加沙小学面目全非。 　　眼看加沙小学的损毁情况，克雷恩布尔面对媒体镜头时眉头紧锁。“每天我都能接到工作人员发来的信息，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孩子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房子在摇晃？’” 　　这是2014年7月1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护刃行动”后的第六天，克雷恩布尔与联合国驻巴勒斯坦人道协调员罗利一同抵达加沙，实地评估加沙市内的受损情况、平民及难民状况。而在此之前，以色列相关部门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克雷恩布尔一行人进入加沙地带。 　　自2007年6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武力夺取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后，以色列便开始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政策，并在加沙外围修建隔离墙。联合国官员进入加沙，也必须获得以色列允许，经过边检哨站检查后，还需乘坐专设车辆通过隔离墙外300米的安全隔离区，继而抵达指定地点转乘联合国车辆，前往哈马斯控制区域。 　　正值暑期，原本空空荡荡的联合国学校却不断涌入巴勒斯坦民众。在以军持续开展空袭后，联合国运营机构的设施成为加沙人躲避战火的唯一庇护场所。 　　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战争期间，他第一次到访加沙时，有1.7万名加沙人在90所联合国学校里寻求庇护，而当他在两周后再次出现在加沙时，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0万人。到8月底停火协议达成时，在联合国学校中避难的人数已高达30万人。 　　随着入住人数越来越多，联合国学校内也变得愈发拥挤。课室内桌椅都被搬到过道中，妇女们在课室中系上绳索，挂上毛毯分隔出各自家庭的空间。民众逃难时大多没来得及收拾家中细软，他们会趁着人道主义停火的时间，返回家中拿些必需品。可当他们返回时往往会发现，自家房子已成了一片废墟。 　　就连联合国学校都没能完全幸免。2014年7月24日，加沙北部拜特哈诺一所收容着数百名平民的联合国学校遭到炮火攻击，15人丧生，超过200人受伤。 　　位于加沙北部城镇贾巴利亚的贾巴利亚女子小学在也在数日后的凌晨遭到空袭，栖身其中的3000多名平民中，有20人当场死亡。 　　克雷恩布尔当日赶赴现场察看并收集证据，并确认此起事件是由以色列军方所为。而在此之前，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已与以军反复核实贾巴利亚女子小学的精确位置达17次。就在悲剧发生前数小时，该机构还曾与以军就此进行过沟通。 　　克雷恩布尔至今仍对此心有余悸。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袭击发生时正值深夜，在学校内避难的平民和儿童都已熟睡，他们难以逃脱袭击。 　　事发后第二天，克雷恩布尔前往收治伤员的医院探视，“我看到一个仅5个月大的受伤男婴躺在病床上，他的父母就站在床边。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慌张和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能够保护到自己的孩子。” 　　与加沙平民接触时，克雷恩布尔能听出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人们都说，已很难在加沙找到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地方了，哪里都不安全。”他回忆道，“他们还说，在以往别的战争中，总能找到安全藏身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人感到安全。” 　　 　　尽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政府等各方均对以军空袭联合国设施加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