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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机制及政策建议 　　【摘要】当前我国医疗服务控费增效、增进医患互信的任务已经十分紧迫，作为构筑完善医疗市场、向市场要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是我国医改新阶段的现实选择。文章从披露信息的双边嵌入性入手，分析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医患互动机制，然后根据该机制提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区域分层运行模式及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体系。 　　【关键词】信息披露 医患互动机制 分层运行模式 配套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为解决供给效率低下、费用持续上涨的困境，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医改总趋势是“向市场要效率”，即在充分强调政府管制的同时，日益重视市场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信息披露管制正被各国作为一种市场构筑的核心政策加以运用。新医改以来，随着民众医疗需求的迅速释放，我国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控（制）费（用）增（进）效（率）任务，由于各种医疗管制政策效果不佳，信息披露管制也已为中央文件所多次强调。2012年初，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医疗服务监管制度”。然而，将信息披露的功能仅仅局限于让社会力量参与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是不够的，这并非信息披露管制的真谛，正如Ireson et al.（2002）所指出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是一种新的社会性管制，它是医疗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只要机制政策设计得当，就能成为促进竞争、提升效率的根本手段。因此，剖析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内在机制，探寻相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管制模式及配套政策，对于我国信息披露管制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制的必要性（郑大喜，2003;袁建国、白平，2011）、公立医院信息披露存在的不足（李慧娟、陈迎春，2009;张春梅、孙扬等，2010）、公立医院信息披露管制的策略（张春梅，2011）和发达国家信息披露的经验介绍（王艳艳，2008;张春梅、李育梅等，2011）等四个方面，尚未见到有文献对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经济机制作过分析，也鲜见有文献探讨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的具体模式和配套支持政策。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披露信息的双边嵌入性入手，分析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医患互动机制，探讨相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模式及配套支持政策。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医患互动机制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性管制工具，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医疗市场失灵是其基本逻辑起点。Arrow（1963）、Evans（1974）、Ellis and McGuire（1986）等研究表明，医患信息不对称是医疗需求代理（demand agency）的逻辑基础，在需求代理下，代理方（医疗服务供给方）很容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患者医疗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从而导致过度医疗，而总额预付制、医药价格管制等传统的经济性管制措施又很容易抑制医疗供给的积极性，产生医疗不足，其结果都将降低医疗效率，偏离社会最优，损害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可及性。与此同时，医疗需求的区域性、层级性特征容易形成医疗供给方的区域市场垄断势力，而医患信息不对称及医疗需求的代理性质又会进一步增强医方的这种垄断力量，加剧医疗行为扭曲。可见，医患信息不对称是医疗市场失灵的关键症结，是政策治理的难点所在。从实践上看，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高涨、医患冲突加剧的现实困境都与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市场失灵直接相关：医方信息优势使得医患市场地位严重失衡，医患良性互动匮乏，互信协作关系日益丧失，患者成为医方不当逐利的受害者，医疗负担沉重，患者满意度急剧下降。 　　为了控制医疗费用、增进医患互信、化解医患冲突，我国应当直接针对医患信息不对称这一医疗市场失灵的关键症结，尽快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即通过强制医方披露医疗服务信息，缓解、消除医患信息不对称性，构筑、完善医疗市场，促进医患市场互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而矫正医疗行为、控费增效、化解医患冲突。其中，基于披露信息的医患市场互动是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应当构建的基本机制。正如信息披露管制研究的权威学者Weil（2006）所言，任何信息披露管制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双边嵌入性，即披露信息对于产品（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决策嵌入，信息单边嵌入或是不可（不能）嵌入的披露管制都是不可能有效的。因此，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应当建立一种医患互动机制，让披露信息嵌入医患双方的供求决策，形成医患双方的市场互动，从而构筑出一个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场。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