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起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docVIP

华沙起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经历无情镇压反对者的暴戾政权后，如今的幸存者能与当年罪犯的后代握手，充分说明了和解的可能性。”德国驻波兰大使鲁道夫?尼科尔，2015年4月向两名波兰抵抗战士授予了联邦功勋十字，表彰他们在华沙起义中的贡献。 　　大使还表示，2014年柏林举行了华沙起义70周年纪念展，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致辞时指出，这场起义不是如过去某些人批判的“集体自杀”，而是对懦弱与恐惧的胜利，这种胜利往往比军事上的胜败更为长久。 　　1944年8月1日下午，钟敲五点后，占领波兰首都华沙5年的德军突然发现离奇一幕：城市变成了一个炽热大火炉，波兰人全从街头神秘消失，德国人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射击。十五分钟内，全城百万居民卷入了战斗。 　　城外的苏军坐视不管，缺少外援的起义组织――波兰“国家军”苦苦支撑，经过2个月的艰苦战斗后被德军镇压，有“北方巴黎”美称的华沙市也毁于一旦。这就是二战历史上著名的一幕悲剧――华沙起义。 　　定性：“由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运动” 　　华沙起义前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出的精干小分队已紧随苏军进入波兰境内。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就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们的任务，是一俟苏军解放波兰某地，便对本地“敌对势力”――尤其是国家军予以诱捕、缴械、解散等。 　　此打击下，1945年初国家军的组织已经是支离破碎。不久，面对苏军占领波兰的既成事实，国家军宣告解散。 　　波兰国家军并非一个反共组织，而是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成员来源广泛，包括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和农民。国家军解散后，部分成员倒向了苏方，部分人拿起武器成为反苏游击队员，大部分战士出于厌战而解甲归田。然而，苏联并不认为国家军的威胁就此消失了。 　　首先，国家军的大部分军官参加过一战和波苏战争，斯大林曾在1920年的华沙之战中被波军挫败，因此他对战前波兰军队的军官有着忌惮和报复心理，卡廷事件是这种心理的另一证明。 　　其次，苏联已将战后波兰视为禁脔，计划“给波兰这头奶牛套上苏维埃的马鞍”，即按照自己的面貌进行格式化。这意味着要打碎波兰原先的社会结构，消除战前社会的凝结核。按照这样的操作标准，波兰国家军作为一支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具有潜在危险性，必然和波兰天主教会一样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未来的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就曾表示：“国家军的军人是敌对分子，必须被毫不留情地去除”。 　　战争结束时，约6万国家军前成员被捕，其中5万人被送往苏联劳动营。在战后波兰的第一轮大清洗中，国家军前成员几乎被从波兰人民军中扫除殆尽。军队外的国家军成员，也被指控为隐藏武器、建立秘密反革命组织、进行暗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大规模的逮捕，带来的是大规模的关押。很多国家军成员，在人满为患、地处荒僻和缺少基本生存保障的监狱中意外发现，自己与之前的敌人――德国法西斯被关在一起。更为奇妙的是，彼此罪名相同，即搞“法西斯主义”。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军被定性为“一小撮权欲熏心的冒险家与罪犯”，华沙起义也成了“由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运动”。对于牺牲的上万名国家军将士、二十多万华沙市民，波兰政府没有修建任何纪念设施。 　　苦衷：“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战斗” 　　波兰对前国家军成员的大规模逮捕和肉体消灭，随着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结束而告一段落。 　　1956年的大赦释放了三万多名前国家军成员，此时很多人已经饱尝了十年铁窗风味。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当局对国家军的姿态逐渐有所松动，在宣传时注意将国家军的“下层爱国官兵”与“以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为首的国内政客，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流亡政府”分开，适度颂扬前者的英勇，而认为后者要为这场大悲剧负责。 　　苏联外交史著作也改变了全盘否定的立场，认为华沙起义是反动派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冒险和政治赌博，但与反动派的意图相反，起义变成了全民参加的反希特勒行动；同时，苏军尽一切可能帮助了起义的华沙居民。 　　伴随着文化界的暂时“解冻”，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首次打破了题材禁忌。他于1957年拍摄了著名影片《下水道》，讲述华沙起义失败后国家军战士在下水道逃亡的故事。整部片子有大段场景是在被毁灭的华沙城区和下水道实景拍摄，逃亡环境肮脏黑暗，国家军战士或死或叛或被俘，基调十分压抑。 　　值得一提的是，片尾一对恋人逃到维斯图拉河边的下水道尽头，发现出口被铁栏杆封住。奄奄一息的战士只能无力地眺望着对岸的蓝天草地。其父死于卡廷森林、二战时本人参加过国家军的导演，在接受访谈时对结尾隐晦表示：“这是一部只有波兰人才能看懂的电影”，“朋友就在河边，可是他们不过来”。 　　不过，此时对于国家军的总体定性仍然是“法西斯分子”。1962年官方编写出版的《波兰简史》，给国家军扣了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