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欧的黄昏：希腊危机的地理政治内涵.docVIP

南欧的黄昏：希腊危机的地理政治内涵 　　俄国革命后的第三年，亚历山大?科热夫尼科夫（Aleksandr Ko？evnikov）从莫斯科逃了出来，转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1937年，他把姓氏改成了法国化的“科耶夫”（Kojève），并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开设了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主题的讲座。从那时起至今，科耶夫一直是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的：他不仅系统阐释了对战后欧洲思想界影响深远的主奴辩证法学说，而且第一次揭示了“历史终结”的前景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世界”状态。日后他的徒孙弗朗西斯?福山正是以此为基础，撰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然而科耶夫同时还是一位有建树的国务家。1946年他就任法国经济部对外贸易司高级顾问，全程参与了包括创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及缔结关贸总协定（GATT）在内的一系列谈判，直至1968年在出席欧洲共同市场会议时突然去世。但科耶夫影响最深远的政治遗产，还要属他在踏上仕途的前夜，向戴高乐呈递的长篇备忘录《法国国是纲要》。这份备忘录系统提出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设想，最终演化为今日的欧盟。 　　但现实中的欧盟与科耶夫当初的规划具有显著的不同。《法国国是纲要》设想的欧洲共同体是以地中海沿岸的拉丁国家为中心的，包括德国在内的中东欧仅是“拉丁帝国”的矿场和附庸，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缺乏影响力。但“冷战”的迫切形势以及德国在人口和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优势改变了这一切，以柏林为中心的“条顿欧洲”和法国统领的“拉丁欧洲”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在“后冷战”时代，欧盟的东扩更进一步放大了德国的经济和影响力优势，“拉丁欧洲”反过来变成了配角。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不过是这种权势中心转移的一系列写照之一。 “拉丁帝国”的蓝图 　　尽管今日的欧盟主要被视为一种经济存在，但对1945年时的科耶夫而言，一体化首先是出于政治需要。由于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意图以一己之力保全政治独立性或者实现外部目标已经成为不可能之事，正如希特勒不可能建成由德意志人单独主宰的“更大的德意志帝国”。但在民族国家彻底消亡或者说“历史终结”的时间点到来前，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在此阶段，单一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国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国际竞技场上生存下来。 　　在科耶夫看来，到1945年为止，苏联和美国已经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那就是苏联―东欧阵营和英美联盟。在此情形下，法国若不想沦为任何一方的附庸，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D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那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以法国为领袖，包含了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法属西北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相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使它在规模上尚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抗衡，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仰人鼻息。 　　当然，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预见到了德国复苏的必然性一样，科耶夫也把德国问题视为法国的肘腋之患。他的方案是把德国变成一个完全经济性的存在，变成拉丁帝国的附属品：德国除去在本土开采的铁矿外，禁止买卖任何铁矿石，也不许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基本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的比例，除偿付德国对法国的“二战”赔款外，还要保证德国不具备军事再武装的能力。这就是后来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许大批量生产硫酸，工业生产所需的化学制成品和农业部门需要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交换。这样一来，德国实际上就沦为了拉丁帝国的煤矿。而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两国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按照科耶夫的理论，这意味着德国无法成为英美帝国的一部分，而它又不可能超然世外，只有向法国臣服妥协。 　　作为新帝国构想最重要的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述他所谓的“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天主教思想传统以及精致、超脱的生活方式。所谓“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希望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历史终结”之后的普遍均质世界――消弭了国家和信仰界限――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笔下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在这里得到了统一，远比日后福山笔下的“末人”来得可爱可亲。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建立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的身份平等之间形成平衡，避免它滑向积弊重重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或均平野蛮的苏联国家主义中的任何一种歧途。 　　《法国国是纲要》并未专门论及希腊的前途，不过从它邻接巴尔干、靠近黑海的地理位置看，“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