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抢运长江水道上的大迁徙.docVIP

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抢运长江水道上的大迁徙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上海失陷，日军乘机突破苏州河防线和江阴要塞，进逼南京。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北路的铁道部防空洞里主持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官员及随行医生、国府侍卫队（约二三百人）、军乐队（约百人）乘舰西上，由南京出发，沿长江经武汉驶向重庆。 　　此时，林森已近古稀之年，名义上他是国家元首，实际上一切都得听从蒋介石的决策行事。临行前，林曾对蒋介石说，“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并对自己的财产作了处理：古董文物赠予博物馆，字画、书籍、佛经送给图书馆，存款6万元分送给义子、嗣孙和子孙。为防不测，林森还预立遗嘱交代后事，提出将存在国家银行的法币50万元设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亲手制订考选办法24条，“嘱由能表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颇有种“一入蜀道，义无反顾”之意。 　　“有的不让去的人去了，让去的反而没有去成” 　　虽然国民政府早在10月底就部署了西迁重庆的行动，但发布正式命令时仍显仓促，以至于离开南京的国民政府员工们个个行色匆匆，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即便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机关的搬迁工作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国民政府机构中，属于主席领导的机构有文官、参军、主计三处，全府员工不下一千余人，要不要把全部人员和物资都搬走是个很大的问题。 　　据当年随行西迁的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回忆，筹迁工作中，限于财力、物力的拮据和交通运输的困难，不可能全部迁移，只能是既迁移，又疏散。“先拟定了疏散计划，根据工作的需要，以既自愿又强迫的原则，除高级官员外，下级人员中认为不需要的，一律以‘非必要人员’疏散，留职停薪，每人发一点疏散费。”然而这一疏散计划并不能很好地执行，“到重庆后，有的不让去的人去了，让去的反而没有去成。” 　　国民政府首批西迁，军事委员会海军部特意调派了617吨的“永绥号”兵舰作为林森专轮，船上载有国民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印信，一部分印铸技工和必需的机件。据丁绍兰统计，“这只大船所载人员共有一千多人，连同物资器皿，船上挤得满满的”。船舱中，“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 　　“永绥号”出发时，已近17日凌晨，没有送别仪式，没有任何西迁宣言。船行三日，途经武汉时，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考虑到前方川江水落，兵舰无法通过，23日，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先行；其余人员和物资另乘“民贵轮”。民生公司由重庆人卢作孚一手创办，为支持抗战，他献出了民生公司所有的大小船舶百余艘供军需和民用，林森等人乘坐的“民风轮”和“民贵轮”只是其中之二。 　　11月26日，林森率部抵达重庆，据当时报纸记载，“各军政首长、各机关法团代表，及各学校学生两万余人，齐集储奇门码头迎候。林主席下轮登岸后，即向欢迎人员颔首答礼。其时军乐大作，情绪至为热烈。”一到重庆，远离硝烟之地，战争氛围缓和很多，四川省主席刘湘让出了城外化龙桥私宅作为林森官邸，背山而立的重庆高级职业中学改建为国民政府办公大楼，12月1日正式交付国民政府使用。 　　国府进驻后，一切因陋就简，大门是临时修筑的，门柱都是内撑杉杆，外钉木板，再抹以水泥制成。进大门有一空坝，坝中央竖有旗杆，后来在林森的规划指点下，空坝陆续栽植了许多树木花卉。参军、主计、文官办公地点的分配依坡势逐级而上，最下为参军，上为主计，山上最高偏西为文官处。在后山，林森设计修建了一座供十人开会的茅亭，古朴典雅，抗战期间国防最高会议等重要会议皆在此举行。 　　林森之后，国民政府各院、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党政军机关、民间团体、新闻单位等文化机构纷纷迁往重庆。1938年，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聚集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对于新入驻的房屋规格和装修水平，他们没有任何要求，往往都是稍加修整便匆匆进驻。而重庆市民为国民政府让房、让地，可谓尽心尽力。12月8日，蒋介石的到来，宣告了历时一年的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行动终于结束。 　　苏州河上的内迁图 　　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同步的，还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导的“工业内迁”。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在册的工厂共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就超过了3300家，而上海作为最大的工业城市，已登记工厂数1279家，占到33%。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将粮食、资源、交通等统制起来，并将责任落在了资源委员会的头上。7月28日，在筹商如何统制资源的会议上，资委会专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