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MERS疫情“震源地”的见闻.docVIP

我在韩国MERS疫情“震源地”的见闻 　　 被誉为韩国“五大医院”之一的三星首尔医院，竟成为了此次MERS疫情第二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致命的病毒、肆虐的传染力、满街的口罩、大批被隔离的人群……两年前上映的韩国灾难电影《流感》（又名：致命感冒）的情节和场景，如今正在韩国真实地上演。 　　 自5月20日发现首例确诊患者以来，这种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病在韩国迅速扩散。短短20多天，截至6月15日，韩国MERS确诊患者已增至150人，死亡16人，被隔离者更是超过5000人。韩国也由此成为继沙特阿拉伯之后的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MERS的阴影已经影响到韩国无数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令人不安的是，从目前情况看，韩国的疫情还远未达到“稳定”的程度，离完全结束显然还须更长时间。 　　疫情突如其来 　　应对“慢一拍” 　　 作为一名常驻韩国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刚刚结束回国休假之旅的笔者，于5月28日入境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型机场，与往常一样，并未有任何异常。也恰是在入境这一天，笔者第一次从新闻中听说了MERS这个词。 　　 这天，一名韩国人K某在广东省惠州市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这个消息很快被中国和韩国媒体所报道，并迅速成为新闻焦点。也正是从这时起，韩国爆发MERS这种于2012年在中东首次被发现的新型传染病疫情的消息，才开始为中国及其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他近邻国家所关注。 　　 据韩国媒体报道，K某是韩国第3例MERS确诊患者的儿子。他为探望住院的父亲，在韩国首例患者所在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时。三天后，K某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之后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尽管医生建议其取消前往中国出差的计划，但他未听从建议，仍于26日经香港前往广东。 　　 尽管K某的妻子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解释称，由于丈夫的工作非常繁忙，去中国出差是迫不得已。但显然舆论和民众对此并不接受，批评其缺失“市民意识”。这句话，在此后的数周时间内，无数次被韩国媒体所引用。 　　 不过，随着更多事实的披露，韩国舆论和民众逐渐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应对不力的韩国政府。 　　 韩国保健福祉部后来在通报中承认，尽管当事医生已了解到K某有MERS患者密切接触史，但只是口头建议其在家中自行隔离，并未立即向有关防疫部门报告，直到K某已经出国后的第二天才向防疫部门报告。这种消极应对的做法，使得“高危”的K某轻松摆脱了监管。 　　 韩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所犯下的错误还远不止于此。自出现首例确诊患者后，韩国保健福祉部一再表示，MERS“传染性不强”“传播力非常有限”，之后又多次强调，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感染”。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韩国政府对MERS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既未能在第一时间对有关医院发出预警，应对措施也总是“慢一拍”。 　　 在笔者入境韩国的5月28日，在仁川机场、机场大巴乃至市内地铁等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并未看到任何与MERS有关的提示性信息。事实上，韩国政府起先仅以保健福祉部下属的中央对策本部的名义全面负责MERS防治工作。直到6月1日，总统朴槿惠才就MERS疫情首次表态，6月3日才下令尽快成立跨部门的MERS防治应对领导小组。而本应当行使重大安全预警职能的国民安全处，也直到疫情发生后的17天（6月6日），才首次向国民发送预防MERS提示短信。 　　 如果说，5月20日确诊的韩国首例MERS患者是源自中东地区的输入型患者，事发纯属偶然，那么疫情的连续扩大，则很大程度上源于韩国政府及有关医疗机构的麻痹大意，使得防控工作频频出现漏洞，为疫情的快速蔓延埋下了苦果。 　　特别的医院文化 　　导致出现“超级传播者” 　　 5月29日，是韩国MERS疫情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天，笔者发现，韩国新闻中有关MERS的报道陡然开始增多。正是在这一天，一家位于京畿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平泽圣母医院“静悄悄”地关闭了。之所以称之为“静悄悄”，是因为韩国保健福祉部并未就此公开发布消息，医院方面也仅是在封闭的大门口贴了个告示，但并未提及任何与MERS有关的信息。也正是在同一天，一个名为“超级传播者”的医学名词开始被韩国媒体所频频提及。截至当天韩国总计9名MERS确诊患者中，其余8人均为被称作“超级传播者”的首例患者所感染。 　　 根据后来初步调查的结果，由于平泽圣母医院狭小拥挤的病房以及密闭的通风系统，使得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此外，韩国特别的医院文化也被认为是“超级传播者”出现的另一大诱因。韩国的分级诊疗制度使许多韩国民众为确诊疾病，往往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这使得从小诊所到大医院的“交叉”感染严重，尤其使大医院拥挤的病房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在首例患者（“超级传播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的短短三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