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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湘粤赣边的蔡会文 　　蔡会文，1908年出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8月任红一军团红三军政委，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1月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红八军政委。1934年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突围转战湘粤赣边，任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春在桂东作战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壮歌。 　　一、留守突围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根据中央安排，任赣南军区司令员的蔡会文与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等领导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围后，中共中央分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的指示精神，决定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从仁凤地区分九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第八路留红军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1] 　　3月4日，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1800人离开仁凤山开始突围。突围前，作战经验丰富、机敏勇敢的蔡会文对同志们动员说：“这次突围的任务很艰巨。由马岭到观音渡一线的敌人是广东军余汉谋部，在数量上五倍于我，装备很好。他们用堡垒控制的地方，正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要冲过云河、马岭和牛岭这三个主要关口，尤其是牛岭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部队才能通过”。[2]随后，蔡会文决定：以一部分队伍为先头部队，并指定重机枪连连到牛岭抢占制高点，以掩护先头部队，拿下敌人第三号堡垒;省军区司令部省级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分队伍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在突围中蔡会文表现了对中央根据地的恋恋情怀和对前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诗中吟道：“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3] 　　“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1800多人的队伍被打散，只剩下80多人。”[4]为消除部分同志的低落情绪，蔡会文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桃江堤岸，他翘首望眼南天，兴奋地大声吟道（调寄《好事近》）：“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5]蔡会文、陈丕显带着80多人的队伍继续前行，终于冲破敌人包围，在王母渡顺利渡过桃江，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找到大龙区委及负责人。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队伍顺利进入油山，与先前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汇合。 　　1935年4月，在油山脚下的长岭，中央分局召开了军政干部全体会议。长岭会议，蔡会文参与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和工作计划，并按中央关于“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的指示，决定由“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到江西的崇义、上犹边境，向湘南的桂东、汝城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其中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使北山与之联成一片;另一个大队到红石寨一带进行游击战争。”[6]长岭会议确定的正确工作方针和措施对后来的南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岭会议可以说是南方游击战争新的起点。 　　二、转移桂东 　　长岭会议后，蔡会文率300人左右的队伍进入桂东的东边山。随后，游世雄也奉命带领100余名红军战士来到东边山与蔡会文所部会合。蔡会文、游世雄等抵达东边山后，首先是重组队伍。迅速联合原有在桂东的活动的方维夏带领的部队和红四团余部、张通所率的红独五团一个连、龚楚（后叛变）率领的红七十一团的一部、罗荣带领的桂东游击队等几支红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正式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由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罗荣为参谋，李国兴为政治部主任。支队部设在东边山赤水仙，下辖8个大队，每个大队50至80人枪。 　　其次，组建新的地方党组织。1935年5月，为加强党对游击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后，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任书记，组织部长李国兴，宣传部长方维夏，委员游世雄、王赤等人。湘粤赣特委成立后，立即组成8个工作团（每个工作团2至4人组成）分赴湖南的酃县、桂东、汝城、资兴、郴县，江西的崇义、上犹，广东的南雄、始兴等县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领导组织游击武装斗争。随后，游世雄、李国兴按照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决定，率领3个大队进入西边山，会合散落在牛皮江的原红独四团三连的顾兴奎等10余名战士，开辟以桃寮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