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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响处，迸发民族最强音 　　民族危机外敌入侵之际，才会迸发出一个民族内心的最强音。能够迸发这最强音的民族，绝不会消亡;能够迸发出这最强音的民族，也定能自强奋起革命出一个新中国。 　　 　　同样是海港城市，马赛诞生了法兰西的国歌《马赛曲》，上海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样是民族危机外敌入侵之际，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迸发出一个民族内心的最强音。能够迸发这最强音的民族，绝不会消亡;能够迸发出这最强音的民族，也定能自强奋起革命出一个新中国。 　　回看抗战期间诞生的歌曲，“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关内，东北军撤退至关内，诞生了满怀悲戚与思乡情结的《松花江上》;长城抗战，催生奋勇杀敌的《大刀进行曲》;及至聂耳随朱庆澜将军到热河，听那抗日义勇军的战歌，为之所动，化作《义勇军进行曲》，并首先在上海唱响，这首歌还于1940年唱到了纽约，让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响彻苏州河南岸的高楼间。 　　延河畔、黄河旁、晋察冀边区，《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一曲曲雄壮战歌，撕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中国的新生！ 　　流亡中的歌 　　《松花江上》这首歌并不是诞生在松花江上。“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纷纷四散到各地。由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作为军人不能执戟卫国，东北军将士们的心头郁结，久久不去。 　　1935年，左联作曲家、共产党员张寒晖从河北定县老家来到西安。刚在老家组织抗日救国会活动的张寒晖，目睹背井离乡的东北学生、士兵，不禁谱出令人潸然泪下之曲，并自己为之填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1936年12月，当爱国青年唱着这哀戚的歌到达临潼，行至城外的十里铺，正逢张学良车队。“‘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张学良听到这令人断肠的合唱，双手摆了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后，张寒晖到东北军政治部工作，率领“12?12”剧团随军演出。之后，由于《松花江上》传唱一时，人们一度竟然忘了张寒晖这一词曲作者，口口相传，人们的印象里，这首歌成了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在一些歌集里也都写着“作者佚名”。 　　在抗战胜利内战方起的时候，创作了《松花江上》、《国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的张寒晖，于1946年3月11日因病去世。他创作的《松花江上》，与刘雪庵创作的《流亡曲》、《复仇曲》，合称为“流亡三部曲”，其与《义勇军进行曲》一道，成为了全民抗战之前，中国人对日抗争最著名的歌曲。 　　与张寒晖一样，聂耳也是在抗日的最前线动心起念，写就了《义勇军进行曲》。 　　于1930年夏天来到上海的云南青年聂耳，他最初的落脚点是虹口公平路185弄同春里86号的后厢房。因为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的言行受到当时昆明当局的注意，导致他在没能领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证的前提下离开昆明。来到上海的聂耳，就像如今“沪漂”一族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的他屡次租房，屡次搬家。从虹口、杨浦到静安寺附近，乃至霞飞路，都有他的落脚点。 　　他先以小提琴练习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文艺圈。接着，又开始为电影谱曲。 　　1933年早春，聂耳随慰问团去热河四家子。这里有抗日义勇军军营。本次慰问的组织者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以及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将军。朱庆澜早年从事反清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朱庆澜发出第一份要求抗战的通电，成为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第一人。 　　聂耳随朱庆澜到达冰天雪地的内蒙。在抗日义勇军营地里，他听到了官兵在演唱战歌。于是他循着歌声走过去，操着云南口音浓重的国语问：“你们唱的啥子歌？” 　　“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来自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联络副官高鹏告诉聂耳。 　　从热河回上海的途中，义勇军、誓词、战歌等等，在聂耳的脑海回荡。此际，朱庆澜正投资一部电影――《风云儿女》。这部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由田汉编剧。哪知道田汉刚交出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当局抓捕。《风云儿女》的台词剧本不得不交由夏衍修改。这时候，聂耳找到了夏衍，承揽下了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