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奇缘蝶恋花.docVIP

战火奇缘蝶恋花 　　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首《在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广东省汕头市电报局的职员沙飞（原名司徒传）和王辉（原名王秀荔），顿时热血沸腾，他们思考着如何报效祖国。在他们的推动下，电台成立了一个救国会，他们都被选为常委，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捐款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出版刊物《醒来吧》。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他们的募捐工作更加紧张，全台的人都很热心。他们还增加通报时间，专门收集上海十九路军抗战的消息，然后给汕头市民报道。 　　在抗战救亡中，沙飞和王辉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是特级报务员，有着优厚（150块大洋）的工资收入。不久，我的大哥大姐相继出生，家庭中充满了欢乐。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父亲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逐渐迷上这小黑匣子。他每月给父母亲寄钱后，留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用在了摄影上。最初每逢节假日，一家子出去游玩，或游泳、打球、看比赛、听音乐。但当父亲的镜头开始对准劳苦大众后，他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在不断发展的抗战形势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积极寻求救国出路。父亲认为摄影也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1936年初，父亲拿一本外国画报给母亲看。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一个摄影记者随机拍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说这话时，父亲心情激动，眼睛放着奇异的光，这让母亲终生难忘。 　　这几张照片，从此改变了沙飞的人生。 　　1936年6月，父亲背着照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几个小时，再次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他拍摄了数十张照片。 　　1936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发表了署名沙飞的一整版6张照片，题目是《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不久，这些照片又以《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国防前线南澳岛》等为题，先后在《中华图画杂志》及在广州、桂林举办的沙飞摄影展览上发表。 　　父亲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对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澳岛第一个并多次作了摄影报道。 　　1937年1月初，父亲到达抗战文化名城广西桂林。当月18日《桂林日报》即发表了父亲的一首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这位以拍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葬礼，并在广州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的摄影家，在桂林公众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即引起广西文化界、艺术界的关注。 　　父亲到桂林不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知已到桂林，并准备举办个人影展。正当父亲踌躇满志时，收到母亲来信：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离婚。 　　这封信如晴天霹雳给父亲以致命的打击，几乎使他疯狂、崩溃，他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他，没有回家。他曾写道：“……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憎），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离婚妻子的怨恨。他把痛苦深埋在心中，努力使自己忘掉“王若冰”。 　　桂林影展闭幕后的第十天，卢沟桥事变发生。父亲随即准备上前线。 　　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了署名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工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1937年8月13日桂林。” 　　这是沙飞参加抗战的宣言书，也是他给桂林人民的告别信。他带着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豪情满怀地踏上征途，奔向沙场。 　　父亲为摄影，离开了家；为救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还由于“恨”妻子，私底下将“王秀荔”改名为“王若冰”。 　　父亲在抗战中，拍摄了许多文献性的历史珍贵照片，例如《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白求恩做手术》《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铁骑兵向塞外挺进》《收复插箭岭》《聂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军调执行部三人小组》等。 　　父亲，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留下了发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画卷。他的镜头记录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一切，但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照片，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当人们驻足在这一幅幅历史画卷前时，不能不为之震撼。 　　坚强的女性 　　当初父亲迷上摄影时，母亲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