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郝堂.docVIP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郝堂 走过热闹的荷塘，进入一片宁静。古朴的小山村掩映在生机盎然的绿树中，无论柴门人家或是粉墙黛瓦，人与自然相融，才能描绘出最美的图画。 　　郝堂村什么样？ 　　夕阳西沉，霞光满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沿着村中傍水蜿蜒的碎石小路，路过荷塘，精致的民居自然散落，门前是木头垛起的柴扉，墙头绽放着美丽的无名小花。宁静的田园、古朴的村子，焕发出的是欣欣向荣的活力。 　　但是2009年，当李昌平第一次踏进郝堂村时，郝堂村不是这样的，一个隐没在大别深山中的小山村，人口2000多，有一多半的村民在外谋生，留守在村中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老人每天守着家门，陪伴他们的只有出没在村子里的野狗。”村长胡静说，村里甚至发生了“空巢”老人自杀的事件。 　　郝堂村的问题并不算特殊。改革开放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中国的农村形如一盘散沙，农民沦为“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农民期盼改变现状，却苦无出路。 　　李昌平不是“神仙”，这位当年以一篇《我向总理说实话》向总理直抒胸臆的乡镇党委书记，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 　　他给胡静开出了一剂药方――成立一个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实现村庄产权、财权、事权和职权的四权统一，带动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发展。 郝堂村建设的过程中，村里原有的树木一棵没动，原有的河流、沟渠、堰坝保持不变，道路、水系改造时都遵照“生态相宜，生活相融”的原则。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李昌平认为，农民无论是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都需要金融服务。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采访时李昌平说，“农村的老百姓喜欢存钱，这些钱往往并不是存在银行里，而是秘密地藏在箱子里、枕头下。一个一千户人家的村子，如果每户有一万元的存款，那么这个村子就有一千万的资金。而同样在这个村里，农民办农家乐、办个小型养猪场，所需仅几十万的资金，却借贷无门。这就是农村金融的现状。” 　　合作社最后由胡静在内的7名本村村民作为发起人，每人出资2万元;15名老人加入合作社，每人入社股金2000元，随后平桥区科技局、李昌平当时所在河北大学的课题组等又投入部分不参加分红的股金，合作社筹集到了启动资金。2009年10月12日，“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挂牌成立，本金共计34万元。合作社规定利润的40%用于老人分红，30%作为积累资金，15%作为管理费，15%作为风险金，发起人不分配利息。 　　几年时间下来，从不了解到信任，村里选择入社的老人逐年增加，人数从最初的15位增加到225位，每年的分红也从第一年的320元增长到2014年的800元。李昌平说：“跟5年前相比，老人们的变化特别大。第一次分红时，很多老人接过分红，手都是颤颤巍巍的，很激动。如今，老人们都穿上新衣服，开开心心地参加分红大会，像过节一样。” 　　沈发军是郝堂村的一个普通村民，是首批获得贷款的村民之一。头脑活络、口才灵活的他一直想做婚庆生意，但苦于没有资本，也借不到款。跟亲戚借，怕欠人情，还不上钱，还伤感情;跑银行，一趟趟去，人家一听你是农民，立马就回绝了。“那时候真是愁白了头。”回忆当时的困境，他连连叹气。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合作社，不到十分钟，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获得了贷款。用贷款来的8万元，他买了一辆轿车，办起了婚庆社，如今生意红火。 　　像沈发军一样想做小生意的村民有很多。合作社简单易行的贷款流程为村民省去很多麻烦：申请人向老人贷款小组申请，老人贷款小组认可后推荐给理事会，理事会中70%的理事同意并有1名监事见证确保真实性。最终理事长签字批准。 　　通过合作社，村里的沉淀资金被激活，2014年底合作社累计贷款240多万元。而从2009年至今，贷款总额接近2000万。最高的年份是2012年，超过500万元。 　　“不怕村民不还款吗？”记者问村长胡静。“合作社发放贷款有几个原则：在银行有贷款不贷，吸毒不贷，赌博不贷，家庭不和睦不贷，信誉口碑不好不贷。”胡静解释说，“村里人都是几辈前就住在一起，彼此间都互相了解。而且合作社的资金具有养老公益性质，村民都了解，所以没有不还钱的。如果真有不还钱的村民出现，我想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家人都会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林权证经由合作社抵押，也实现土地内部融通。村里2万多亩山林从资产变为资本，土地金融被激活。“农民有数十亿亩土地和水面，有数百亿亩山林和待耕地，如果这些静态的‘生产要素’能够变成动态的‘金融资产’，农民每年就可以动用数以十万亿计的资金实现‘自我发展’。”李昌平说。 郝堂村先后有400多亩农民承包的林地流转到村集体统一建设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增值收益又归村民共享。便村集体资产不到两年的时间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