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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分化向度 　　[摘 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爱国进步文化的残暴打击和严密限制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而上海沦陷后文化界的各路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日伪统治下亦在劫难逃。他们在抗战中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出现不同的分化向度，有的坚持抵抗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则妥协折中、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汉奸文人。战时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分化向度，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勇于担当与逃避责任的不同选择，对后世有所警醒。 　　[关键词]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分化向度 　　[中图分类号] K26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23-03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因此有“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的说法。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占领了上海，企图扼杀人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来强迫人们接受其统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最先感受到了。面对日伪文化控制的日益严密，目睹社会精神生活与文化品格日渐卑下，上海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愈发显著。 　　（一）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现实重压下不为所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一些怀有政治抱负的文化人，或迁至重庆、桂林、香港，或奔赴延安，服务于各种新闻出版单位、学校等文化机构，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而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重压下不为所动，一面承受着来自严酷现实的强大压力，一面仍旧执拗地寻觅着抵抗的道路。上海成为孤岛后，郑振铎立下宏愿，“要在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1]郑振铎八年抗战中始终坚守在上海，他隐姓埋名致力于抢救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在郑振铎大力抢救珍本古籍时，作家唐?|利用自己在邮局任邮务员的身份，帮助郑振铎躲过敌伪的检查，顺利将古籍文献邮寄到重庆、香港等地。七七事变后，柳亚子在《申报》发表《大时代下青年的使命》，呼吁广大青年“际此国脉绝续的非常时期，继承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传统，齐一意志步伐，来肩负抗战救亡的使命”。[2]1937年10月，他接受《抗日救亡》记者的采访，公开发表政见，鼓舞广大青年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1939年10月，他留下遗嘱：“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此后，他开始了终身不渝的南明史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保持了一个爱国文人的气节和良心。此外，一批从事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进步文化人冲破黑暗势力，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日伪内部，以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如恽逸群等人创办的《杂志》，由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执笔为戈，宣传抵御强暴、伸张正义、坚持民族气节等思想。女作家关露于1938年至1941年曾打入汪伪的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1942年又接受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在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当编辑，一面收集日伪情报，一面以发表群众来稿的方式，迂回地宣传爱国思想。这一时期留守上海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表现了上海文化人誓死捍卫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上海文化界爱国知识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高压政策下，显示出国不可侮、民不可辱的强硬骨气。 　　（二）甘于贫困寂寞，勇于牺牲。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的物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受战争的影响，物价高涨，生活费用昂贵，许多知识分子常常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地步。如周木斋战前在一家报社当编辑，上海沦陷后该报社接受敌伪的检查，他愤而辞职，毅然退出，不做敌伪的喉舌，宁愿失业而保持民族气节。五四文坛老将、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在“孤岛”时期虽然条件艰辛，生活每况愈下，但仍然笔耕不辍。他的散文集《繁辞集》是鼓舞孤岛人心，投向敌人的一把利刃。他还自费出版了《题石集》，其中不乏歌颂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词，可谓是日伪文化弥漫的环境下，为民众送来的清新、健康的精神食粮。但是，抵抗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坚持爱国立场的知识分子不仅经常生活没有保障，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文生社编辑陆蠡在被租界转送日本宪兵队后，因为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不赞成南京政府，认定日本绝对不能征服中国，被日军刑审数月，虐杀而死。他对难友说：“我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3]许广平、柯灵、恽逸群等先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身受牢狱之灾，备受磨难。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1938年初，因拒绝接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教育部长职，4月7日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车站遭暴徒枪杀。[4]此外，司法界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上海沦陷后，多数司法界人士坚持爱国反日立场。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司法行政部成立，举办律师登记，各界律师拒绝前往。193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