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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华外国记者大起底 　　今年3月，一套9卷本“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勃鲁司的《上海不宣之战》、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阿特丽的《扬子前线》、贝特兰的《华北前线》、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以及《密勒氏评论报》出的《抗战一年大事记》和《中国的抗战》。 　　这套书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资金支持，除《上海不宣之战》与《密勒氏评论报》出的两本书外，余者皆为中国大陆读者耳熟能详。它们多是西方左翼、自由派记者表彰共产党的抗日成就，对抗战时国共关系的描述符合“白修德-费正清-史迪威”观点，一道开创一种史学模式。 　　此类书一直受大陆欢迎，早在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了“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10册，作者多为外国记者。有贝特兰《中国的新生》和《华北前线》、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北行漫记》、克兰尔和班威廉《新西行漫记》、贾安娜和白修德《中国的惊雷》、阿特丽《扬子前线》等。光明日报社前总编辑穆欣，在1989年称赞“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曾到解放区访问，以相当多的篇幅记叙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的斗争”。 　　两套书有所重合，其作者多为“国际友人”，他们记录了一幕幕鲜活的时事新闻。而在西方记者群体之外，尚有为战争服务的日本记者，他们的规模居于各国之首。众多外国记者不仅从各自角度记录抗战，也让自己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迁都重庆：外国记者自由度大不如前 　　1938年夏，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来到南昌最豪华的酒店――江西大旅社。她在酒店桌子上找到美联社记者墨菲留下的纸条，他说花了三天时间试图搭车去前线终告失败，只好与路透社的史密斯结伴步行，也许能成功。墨菲写了详细的指示和经验，希望能帮助到后到的阿特丽。 　　阿特丽从香港出发，经过广州、武汉才来到南昌。翌日上午，她第一次见到空袭场景，她和一群粤军坐在田地上注视着日机在火车站一带投弹。“我初次激动，几乎使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地里去。”她回忆。轰炸过去，阿特丽一行人驱车赶赴城区，“到处是死尸，是残废者，是半死的人。”“一个妇人，脚下睡着死了的丈夫，胸前搂着一个面孔已炸烂了的小孩，还有一个快两岁的乳婴，在她旁尖声号哭。”类似场景比比皆是。 　　作为当天南昌市唯一的外籍记者，阿特丽拍空袭新闻的电报回国，报纸没有刊发，因为这种事稀疏平常。阿特丽还算幸运，她追上了正在移动的部队，采访到粤军不少将领。实际上，1937年淞沪会战至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战事的黄金期，他们可以到处走动采访中日军队。阿特丽将这段经历写成《扬子前线》。 　　武汉失守后，各国新闻机构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们将在远离战区的山城里蹲守七年。当战线相对固定后，中国政府的战时新闻控制措施开始强化，外国记者不可能擅自跑到各战区前线。此时，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国共双方的新闻机构。信息有限，同行竞争却比以往激烈，包括白修德在内的很多记者只好自行编造新闻。 　　记者在记录中国，也在改变中国。美国记者成为驻重庆新闻人的主力，他们众多人在史迪威事件中与国民党决裂，因此写就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美国在战后放弃国民党。 　　统战无小事：当外国记者访问延安 　　1944年春，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接到通知，确定中外记者团将来延安参观。该机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上级领导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统战无小事，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开动员大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目的，交代接待的方针政策。周恩来的布置极为细密，各部门准备什么材料给记者团看、如何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如何解答记者们临时发问、如何回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势、遇到不合适的提问该如何回击……周恩来从其他机构借调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到接待处。 　　随后，杨尚昆召开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周恩来再一次做出具体指示，强调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一般集体活动场合上中外记者一律平等。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的重点则是斯坦因和福尔曼，金城牢牢记住了周恩来的命令。 　　共产党已经将记者团各成员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斯坦因被当做托派从苏联赶走，福尔曼对于国共问题强调保持中立。“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但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金城在回忆录里解释。 　　1944年5月，国民党批准21名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有6名外国记者：斯坦因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曼彻斯特导报》，爱泼斯坦代表《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