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成就及启示.docVIP

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成就及启示 　　【摘要】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木刻画家云集桂林，加之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宣传抗日救亡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富的传世木刻作品桂林木刻运动的经验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只有具备深邃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艺术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兼收并蓄、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产生桂林木刻艺术的前提。 　　【关键词】抗战；桂林；木刻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北平岌岌可危。同年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翌年10月武汉失守，日寇的铁蹄踏入到中国的心脏。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人们从沦陷区撤退到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桂林。桂林这座边陲的小城，人口由战前的7万余人，猛增到50万余人。在这股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有众多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和数不清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他们用手中的笔作匕首、作投枪，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形成了桂林文化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抗战文化的滚滚洪流中，有一股涓涓细流放射出耀眼的波光，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北上延安，另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南下桂林或西赴重庆，分别形成了解放区抗战木刻艺术和国统区抗战木刻艺术。在桂林，运用木刻艺术全身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艺术家有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李桦、陈烟桥、陆田、野夫、卢鸿基、龙廷坝、周令钊、温涛、钟惠若、蔡迪支、杨纳维、易琼、陈更新等等，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海南、湖南、广西。其中年龄最大的李桦32岁（1907年出生），最小的周令钊20岁（1919年出生）。在今人看来，20岁的年龄还是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群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离别家乡、告别亲人、远离父母，怀着满腔的抗战热忱，勇敢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文化的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用激情和梦想克服和战胜眼前的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艰难困苦，拿起手中的刻刀，刻划出一幅又一幅的木刻画，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抗战场景和人物形象，通过报纸、杂志、传单、举办固定或流动画展等形式，高扬抗日救亡的旗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展示中华民族的苦难，激发劳苦大众的抗战激情，在抗战文化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物质财富极度贫乏，从祖国各地汇集到桂林的木刻艺术家毫不例外地要经受饥饿、寒冷、酷热、疾病的考验。据报载，中华全国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当时大多以教书为生，他们分别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和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任美术老师，依靠微薄的薪金维持生存。他们的居住、创作环境极其简陋，如租住在桂林东郊龙隐岩前施家园的葡萄酒厂内的木刻艺术家，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竹木平房隔成两间，里间摆4张架床，张在民、李桦、黄新波、温涛、刘建庵、陈仲刚、廖冰兄、周令钊同住在仅10平方米的隔间里，小屋内泥巴地面、阴暗潮湿、空气极差，外间稍大，放置两张破旧木桌，几张矮凳。晚上他们依靠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学习和进行抗日木刻画的创作。为了抗战，他们通常忘记时间，通宵达旦地创作。这群20多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在如此简陋而艰苦的处境中，创作了众多的以抗战为主题，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颤、令抗日军民备受鼓舞的木刻传世之作，在苦难中迸发出木刻艺术之光，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践行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成才之路。 　　一、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全国各地的青年木刻画家随着战略大撤退汇聚抗战大后方，其中一部分进入延安，另一部分来到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据统计，桂林荟萃了全国250多位美术教育家、画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徐悲鸿、李铁夫、丰子恺、刘思慕、关山月等，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李桦、黄新波、赖少其、廖冰兄、龙廷坝等。众多美术家尤其是木刻画家云集桂林，为桂林的抗日木刻宣传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条件。 　　木刻画作为一个新兴画种，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在中国兴起。木刻画的制作与油画、国画相比较用材更为简便，只需要木板和木刻刀即可制作。木板雕刻之后可以重复多次印刷，相对不可重复印制的油画、国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油画所必需的油彩、松节油、画布、画笔短缺，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