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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与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项目编号：13BTY039;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点培育项目“抗战大后方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CQK 　　收稿日期：2014-12-18 　　作者简介：彭泽平（1974-），男，贵州天柱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史研究;胡志艳（1989-），女，湖北襄阳人，教育学硕士，重庆市渝北金山学校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李礼（1990-），男，贵州天柱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重庆，400715。 　　摘要：抗战时期，重庆高校不仅高度重视并努力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使命，而且积极面向抗战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肩负起服务社会的历史重任，在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校社会服务的缩影，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为战时大后方其他高校做出了表率与示范，而且为抗战救国大业与大后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并为当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4-0062-07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从广义上讲，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直接和间接为社会做出的所有贡献;从狭义上说，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正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任务基础上，依托高校的人才和知识优势向社会提供直接性、服务性的服务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抗战时期，重庆各高校（无论是内迁至渝还是本土创办）不仅高度重视并努力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使命，而且还积极肩负社会服务的时代重任，大力推进社会服务工作，在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校社会服务的表率、示范与缩影，战时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为抗战救国大业和大后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且为当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本文拟就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工作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蓬勃开展的原因 　　（一）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中国传统教育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的信念，延续至宋代又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的倡导，到明清之际更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呐喊。这些无疑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及其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4]这种精神和情怀也使得中国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强调应济时需、富有时代担当从而有别于西方的象牙之塔。 　　但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真正觉醒与确立严格说是在近代社会之后。一方面，步入近代后，面对国家主权不断沦陷、民族濒临危亡的危局，近代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不得不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近代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萌生有其时代紧迫需求;另一方面，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传入的西方教育理念的启蒙尤其是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理念、模式的影响，大学的社会服务问题开始逐渐受到国内教育界的重视与关注，不少知识先驱开始认识到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探究学问的场所，而且还应努力承担直接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近代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意识开始不断觉醒并最终确立，社会服务最终被视作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 　　如蔡元培指出：“美国人服务社会之精神，不可多得。……中国社会事业，可办者正多，学生应有此种服务精神。”[5]347强调“学校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无论对何种问题，直接间接，均能发生最大之影响”[5]439，“力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6]张伯苓亦强调大学必须为社会服务，他在执掌南开大学时明确提出“土货化”的办学方针，强调南开必须抱定“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志愿，强调要把南开办成“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7]南开大学黄钰生教授亦指出：“大学的意义：一在‘润身’;二在‘淑世’”[8]，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改造服务。随着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不断觉醒，国立东南大学率先明确将社会服务定为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1923年该校在学校大纲中明确提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9]，强调大学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该“条例”明确要求国立大学校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