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还是坚守？.docVIP

拒绝还是坚守？ 　　 读于坚的诗及其诗论，曾有些问题困扰着我。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强调“意在言外”、“言不尽意”，华莱士?斯蒂文斯也说过，“没有隐喻，就没有诗”。诗歌中的隐喻几乎是命定的，对此于坚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隐喻从根本上说是诗性的。诗必然是隐喻的。”[1] 既然如此于坚为什么又在同时间一再提到要拒绝隐喻呢？而且于坚对隐喻的认识也让我有些不解。“命名所创造的是元诗，其隐喻是元隐喻，能指和所指是一元。正名所创造的是后诗，能指和所指分裂，其隐喻是隐喻后，其能指是一个，其所指是多指的无指。”[2] 如此说来，指称（命名）即是隐喻，元隐喻？隐喻所指变成无指，也就是说，所指不再确定。于坚又提到：“对隐喻的拒绝意味这使诗重新具有命名的功能。这种命名和最初的命名不同，它是对已有的名进行去蔽的过程。”[3] 去什么蔽？拒绝隐喻的所指吗？我们不妨先弄清能指、所指与隐喻的关系。 　　 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一切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是一种带有任意性的、约定俗成的声音形象;所指是附着在上述形象上的概念或意义，二者是任意性的关系。在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后，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Barthes） 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添加了第二层面的意指系统。对意指他是这样界定的：“意指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能指和所指结合的行为过程，这一行为及由其联结起来的能指与所指构成一个意指系统。意指也指这一行为过程的结果，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意义。”[4] 他进一步认为，在意指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层次或多重符号系统，其中前一级单位可以成为要素构成后一级单位。这就是说，为了表达意义的需要，第一系统中的符号（能指和所指的整体） 在第二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隐喻可作为第二级的符号系统发生作用。如图所示： 　　（系统）2 ERC 　　↑ 　　（系统）1 ERC 　　能指 （E），所指 （C），意指（R）：ERC 　　 符号的隐喻化发生于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二系统上：第一符号系统的整体是第二符号系统的始端，其能指已不是现实世界实实在在的物，而是抽象化后保持了一定具体内涵的符号概念，换言之，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被语言使用者创造性地用作一个能指。例如，用“fox”这个能指与所指“狐狸”作为一个整体，充作第二系统的能指，并由此联想出所指“狡猾的人”。也就是说，第一系统“以言示物”，第二系统“以物似物”，隐喻正是人们通过对第一系统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整体联想中创造出来的，联想基础是相似性。 　　 弄清楚了能指、所指和隐喻的关系，于坚拒绝隐喻的所指也就不难理解了。于坚诗拒绝的正是“以物似物”，而主张“以言示物”，回到能指、所指一元的元隐喻阶段，即“在一个词本来的命名上使用这个词”。然而，于坚本人也深知，“命名的时代一去不返。回到命名时代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白日梦。”[5] 不过诗人随即指出：“对隐喻的拒绝意味着这使诗重新具有命名的功能。这种命名和最初的命名不同，它是对已有的名进行去蔽的过程。”[6] 同上进而又指出：“词的隐喻积淀层使得一位诗人无法在一个词本来的命名上使用这个词。他只能以清除垃圾的办法去除隐喻对这个词的遮蔽。”[7] 由此来看，诗人去除的不是隐喻，而是遮蔽，是隐喻对词的遮蔽。 　　 那么，什么是隐喻对词的遮蔽呢？索绪尔在提出能指所指的概念时就已明确：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因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并无动机在先。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这一任意的、随机的关系，意味着意义是流动不居的，具有它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的语境，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随机性意味着它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必然凸显。而作为附加在语词之上的文化想像的隐喻，它对词的遮蔽自然是来自历史文化的遮蔽，于坚诗学要去除的正是语言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在五千年之后，我用汉语说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我们的话。”[8] “专制的语言暴力，它合法地强迫人在既成或现成隐喻的意义系统中思想。”[9] 　　 诗人试图去除的是附加在词语之上来自历史文化的遮蔽，是既成的或现成的隐喻意义。这部分隐喻意义也是有所指的。“在一个专制历史相当漫长的社会，人们总是被迫用隐喻的方式来交流信息，在最不具诗性的地方也使用隐喻，在明说更明白的地方也用隐喻。”[10] “我实际上更愿意读者把我看成一个后退的诗人。我一直试图在诗歌上从二十世纪的‘革命性的隐喻’中后退。”[11] “在一个辞不达意，崇尚朦胧的时代，我试图通过诗歌把我想说的说清楚。”[12] 同上“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诗歌的隐喻系统，是和专制主义的乡土中国吻合的。越是专制的社会，其隐喻功能越发达，不可能在一个隐喻作为日常语言方式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