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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上海城市文化基因 　　 　　上海书展每年都会展示与回顾一个阶段的热点书籍，其中与上海文化相关的书籍，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门类，同时也颇受书展读者的欢迎。比如前年，近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繁花》就曾在上海书展签售，沪语长篇小说引人关注。 　　今年书展，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带来了他主编的两套10本新书签售，一套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5本“那些年的上海话”系列――从开埠后到1930年代末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上海话课本，另一套是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本“上海话俗语系列”――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上连载的各种上海俗语图说。 　　与3年前也是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首发的《小学生学说上海话》、2年前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首发《新上海话人学说上海话》等关注当下上海话的保护不同，这次两套书，钱乃荣把眼光放到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话，“其实两者不矛盾，归根到底都是上海话的传承与发展。”这也是钱教授几十年来投注大量精力的事业。 　　“这两套书不仅仅展示了当年的上海话语言形态，也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上海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可以说它们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好资料，也是上海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的好读本。从中可以探寻上海海纳百川、博采多元的城市文化基因。”钱乃荣近年来，已把一部分研究从沪语转向海派文化，他曾出版《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一书，聚焦于沪剧、流行歌曲、滑稽戏、越剧、电影、连环画等十种海派文化的代表式样，后来他又从中重点品味两样――收集了代表着上海记忆的糖纸和唱片，单独成册出版了《糖纸头――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和《上海老唱片（1903-1949》，引起了社会上很大反响。 　　从2010年开始，他担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高级顾问，为其海派文化馆的收藏品而四处辗转奔走。2013年又被聘请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前不久，他刚刚以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参加了市人大代表和专家对上海2015年非遗立法工作的讨论会。 钱乃荣教授。 　　传教士笔下的生活画卷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由于学术素养、信仰追求等各种原因，上海话最早的教材和词典都出自西方传教士之手，他们是最早的汉学家、“上海通”。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从1847年麦都思（W.H.Medhrst）《约翰传福音书（上海土白）》起，到1950年蒲君南（Bourgeois）的《法华新字典（上海方言）》止，西方传教士留下了大量的上海方言著作。“因为上海特殊的华洋杂处的环境和出版业的发达，所以传教士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方言。也真实反映了这一百年间的上海话面貌和变迁。”钱乃荣介绍，当时的传教士一开始是因传教需要而学习研究地方方言，他们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用字发音反复比对，比如看上海话的《圣经》和苏州话的《圣经》，就能清楚分别两地方言词汇语法的些微差别。“特别是《圣经》，翻译得非常准确，字字考证，一字一句都能找到土白。当时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学科还很落后，没有这样详细的记录，所以这些文本就成了后来最好的方言研究资料。” 　　钱乃荣从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悉心搜集各种西方传教士的上海方言著作，每次出国开会都会到当地各类图书馆跑跑看看，至今收集到40多本。这次主编的“那些年的上海话”就是从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和可读性的5本，精心校勘，按原文重新编排，对常用字进行了注解，并对原来的“字母注音系统”（法国人和美国人所用注音不尽相同）进行解读，译成了国际音标，可以对照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并读出书中对不同时代上海话的文字记载。 传教士编的上海话《圣经》 1939年蒲君南编写的《上海话课本》 　　第一部《开埠初期的上海话》，底本为1883年法国天主教会编写的《松江方言练习课本》，由徐家汇“土山湾”出版。“当时徐家汇地处松江府，在清朝，松江话的地位高于上海话，所以这本书名为‘松江话’课本。这本书所记的方言是土山湾徐家汇地区的上海方言，课文内容也多是讲徐家汇教区内外的事情。里面还有很多土山湾孤儿院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教这些孤儿怎么学习画画，种花种菜，还有厨师们如何制作中餐西餐等等，真实记录极细致，很有意思。”钱乃荣介绍说，“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走油肉’，当时写作‘油肉’，书里面介绍了‘’是一种专门的烹饪方法。” 　　土山湾孤儿画馆是中国近代绘画的摇篮，画馆里中西合璧的擦笔水彩画法声名卓著，从19世纪末圣像画一直延伸到上世纪20年代的月份牌画，后又为50年代的独特的“海派年画”、“少儿画”继承，直到“宣传画”。在这本书中就详细记录了擦笔画的制作方法和过程，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第二部《19世纪晚期的上海话》的底本也是由法国天主教会编写的，名为《土语指南》，土山湾慈母堂印刷出版。这本书以中篇故事为主，主题为晚清时代在北京因候缺、坐馆、经商、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