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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街的男人 　　1 　　 早年间，邙岭上村村相通的都是胡同路，人们都住在大沟的沟沟叉叉里。在土崖下凿出两个窑洞，一户挨一户，用土打成院墙，门外再栽几棵树，这就是村民所谓的家了。 　　 那时的村庄，还没有这街那街的称呼，都是这门那门，这沟那窑。如姓蔺的多了就叫蔺窑村，姓赵的多了就叫赵沟村。但牙庄村是个例外，这不仅因为当年武王伐纣时姜子牙曾领兵在此驻扎，而且是因为这里有一条远近闻名的文元街。 　　 文元街在牙庄正中间，向南有小南窑、南沟，向北是东窑、后门。文元街原名大南窑，清朝时，大南窑正街有一户姓席的人家，在县上科考中一连三代辈辈中举。 　　 这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大喜事。洛阳府台为此送席家一副大匾“望重三斗”，偃师县令也不落后，送“三世科第”大匾一副，县里的乡绅们也来奉承，送“文元街”大匾一副。从此，乡亲们就把大南窑改为文元街。 　　 席家隔壁有一吕姓人家，主人吕呼兰，是一个铁匠，有一手绝活，会造猎枪，特别是猎枪最重要的部分――炮台，那造的叫精，特好使，顺手，得劲。谁要想有一杆好猎枪，没有吕家的炮台不行，那些喜好打猎的人不管路再远，也要到牙庄文元街吕家买杆猎枪。买不起猎枪，至少也要买个炮台，然后回家自己再做枪。吕家为人热情忠实，远来的客人到晌午没吃饭的，吕呼兰的妻子秦氏就给人家盛碗饭。吕呼兰人缘好，农闲时节这里非常热闹，有的人煤铲把断了，这里有炉火，他就烧红给粘一下，或请他修理个什么的，吕呼兰都会帮忙。所以，吕家生意特好。 　　 民国二十二年冬季的一个上午，吕呼兰在家里铁匠铺作业。院里突然进来三个穿警服的，两个背长枪，一个佩短枪。那个佩短枪的厉声说：“谁叫吕呼兰？” 　　 大伙一愣，看那架势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了，吕呼兰放下手中的活，说：“什么事？我就是。” 　　 “跟我们到村公所去一趟，我们要问个事。”村公所当时在村中的玉皇庙，吕呼兰就被带到了村公所。 　　 晌午都过时了，村民们都吃罢了午饭，吕呼兰还没回来。他妻子急得跑到村公所，到了那里没有见到吕呼兰，警察只是叫她把饭送去。傍晚时分，吕呼兰被绑走了。 　　 乡亲们不知发生了啥事，都出来观看，但都吓得不敢出声。天色已晚，天气又冷，料想吕呼兰晚上肯定回不来了，吕呼兰的好友王更仁就叫他们稍停一会儿，他就跑回家拿了一条被子，搭在吕呼兰的脖子上。然后大家就含泪告别，看着吕呼兰的背影消失在胡同路的尽头。 　　2 　　 民国时期，河南土匪多，文元街也不例外。 　　 土匪们有独自一个人干的，也有拜把子拉帮结派的，更有甚者拉起队伍自称司令的。他们的理念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宁愿做个剁肉刀，也不做肉被刀剁。 　　 有些人想，经常被人欺负，那么当了土匪看谁还敢欺负。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老百姓天天听到今天这里被绑票了，明天那村谁家被抢了，后天那里又截路杀人了，日子过得胆战心惊，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牙庄人都住在东沟西边的沟叉里，赵沟村就在黄河边的东沟沟口。附近几个村庄的人去赵沟村，不知道路也不要紧，只要走到沟底，然后顺着流动的泉水，就能走到赵沟。 　　 沟口地面开阔，是赵沟村的中心地带，村里集会唱戏都在这里举行。 　　 赵沟有一个叫赵世的人，此人兄弟有仨，排行居小。他精明能干，但为人刁奸。他和妻子滑氏虽然在村民中落得名声不太好，不过已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了。 　　 民国十七年，赵世不想看乡亲的白眼，就把田地全部租给佃户，家里让妻子打理，他自己则跑到偃师老城卖起了烧饼。他能说会道，生意做得也红火。那时候的秤是十六两一斤，一斤可做五个烧饼，而他叫伙计们十四两做五个烧饼，伙计们都是雇来的，掌柜的话不敢不听，所以赵世就赚了许多昧良心钱，整天在老城吃喝玩乐，过得逍遥自在。 　　 有一天，一个汉子到烧饼店买烧饼，卖烧饼的伙计这会儿刚好有事没在，赵世一看有了主意，就走过去笑着说：“先生要多少？” 　　 那汉子说：“四十个。” 　　 包装时，伙计看那汉子没注意，就习以为常地拿出两个来。但那汉子用眼角的余光看得真真切切，不过他并不声张，而是付了钱转身离开。 　　 “他妈的，阎王爷的饭你也敢吃！”那个汉子一边走一边暗暗骂道。 　　 此人姓冯，是个土匪，人称笑面虎，心狠手辣，住在岭上的一个村庄，经常到老城逛窑子、吃饭，常听到人们说这赵掌柜不是个东西，不要看他说的好听，坑死人不偿命，今天他算是领教了。 　　 今天买的这些饼，就是他十来个兄弟明天要一起议事的干粮。 　　 老城过去是县政府所在地，遭到几次清河涨水淹没后，县城搬迁槐庙镇，但在这里依然繁华热闹，生意铺子一个挨一个，牙庄有好几家也在这做生意。有开饭店的，有开裁缝铺的，有开中药店的。这一天深夜，忙活一天的生意人都睡了，忽然听到了街上有人大呼：“十四两，大火烧！” 　　 人们都惊醒了，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