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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吵架，一地鸡毛 　　1864年，29岁的萨姆?克莱门斯才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笔名，在报纸上颇为张扬地展现他嘲讽挖苦的本事，惹毛了一个家伙。事情闹大后，克莱门斯从弗吉尼亚一路逃到了旧金山，除了一个装满了待售小说的袋子，身上一无所有。 　　马克?吐温就这样出现在旧金山美国造币局办公大楼里，拜访在当地文学界已经颇具盛名的布勒特?哈特，大喇喇地毛遂自荐：“我有潜力。”比马克?吐温还小一岁的哈特，时任造币局的地区主管助理，也是文学杂志《加利福尼亚人》的主要撰稿人和兼职编辑。 　　哈特毫不犹疑地确定了马克?吐温的文学天分，并聘请吐温为《加利福尼亚人》每周撰写文章，盛赞他为“天才幽默家”。非但如此，哈特还在编辑稿件时，向这位新手作者教授写作风格、节奏和语调方面的技巧。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说，哈特“把我从一个表达粗浅思想的拙劣写作者变成一名能够以段落和章节铺展文章的作者”。 　　尽管哈特是马克?吐温的文坛领路人，但一个以舵手、牛仔自居的人，是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小小跟班的。早在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之前，马克?吐温就满含醋意地说：“虽然我通常被列为粗制滥造的作家，但我认为布勒特?哈特戴上这个头衔倒更合适。” 　　在造币局工作过的哈特，其实极不善于理财。他很快将杂志社预支的巨款挥霍一空，却对写稿任务和演讲应酬漫不经心。由于经常向朋友借钱却很少还款，哈特“赖账者”的恶名也慢慢传开了。马克?吐温因为娶了企业家的女儿，成了新晋富绅，对困窘的老友倒是十分慷慨；但哈特拿了马克?吐温的钱，却也不见外地嘲笑对方铺张奢华的生活方式。 　　1876年，两人合写一部叫做《阿辛》的戏剧，不过在实际写作中，彼此都不满意对方的修改意见，剧本的进展陷入僵局。这时候，哈特养成了酗酒的毛病，抱怨马克?吐温给他介绍的出版社出了差错，让他损失了数千美元。马克?吐温正式向哈特寄出一封信，拒绝再借钱给他，但是愿意聘请他跟自己合作写剧本，每周付给25美元的报酬。这封自以为慷慨的信，对于哈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羞辱。两个作家的友谊，也就此落幕。 　　最后，沦落至给肥皂写广告词的哈特，通过朋友的关系，竟然差点说动了总统派他到中国任外交官，但却被马克?吐温的“检举信”坏了事：“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身后都会留下被骗的杂货商和借钱无归的老实人……”最终，哈特被派到德国一座小城担任商务代理，马克?吐温在哈特动身当天依然在激烈地抗议。后来，哈特再也没有回国，而已经成为美国文坛巨人的马克?吐温，还揪住这个已经被读者淡忘的宿敌不放，甚至在对手因喉癌去世后，仍没有停止言语上的攻击。 　　从 文人相亲到文人相轻，古今中外所见多多，这是一个有趣也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们期望那些创造了真善美经典作品的艺术家自身也是真善美的典范，期望他们的社会角色与私人角色合二为一。当文人相轻一地鸡毛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文质彬彬的人成了像患了强迫症的斗鸡，非要用他们最擅长的文字一搏高低？ 　　马克?吐温vs布勒特?哈特 　　海明威vs斯泰因 　　海明威素以“文坛硬汉”著称，却也是众所周知的“文坛公敌”。他揭“好哥们”菲茨杰拉德的老底，在《乞里马扎罗的雪》初稿中直接写一个失败的作家“菲茨杰拉德”；他对提携自己的庞德暗地里挖苦；他对帮助自己在巴黎文化圈崭露头角的名编辑弗德颐指气使……几乎每个人都对海明威很好，但海明威却总是没什么道理地反戈相向。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点是，海明威的锋芒来自于对自身才华的绝对自信，此外，也跟他好斗的性子脱不了干系。不过，在1922年，22岁的报社记者海明威去巴黎拜访48岁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时，还是一脸温顺、恭敬的模样。此后，斯泰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生导师”的角色：告诫他辞掉记者的工作，“否则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事件”；教导他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技巧，“谁都教不了别人任何事情”；还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做教母，对他一家人的照顾尽心尽力。 　　尽管在后来的海明威传记中，斯泰因被称为是海明威的“文学母亲”，但随着《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陆续出版，海明威晋升为国际文坛的一线大腕，那张堪比影星的帅气笑脸频频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不过同时，他因文字结下的梁子也越来越多。批评家们的炮火日渐密集，抨击他为金钱出卖艺术良知，缺乏思考，是头“愚蠢的公牛”。每每面对或轻或重的指责，海明威总是用一种直接而粗野的方式予以回应。 　　而被他不经意中伤过的斯泰因则保持了8年的沉默，一直到1933年，才在新作《爱丽丝?托卡拉斯自传》中用整整6页的篇幅，将海明威当年写在《春潮》里的奚落加倍奉还――在文中，斯泰因与伴侣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评价海明威的忘恩负义、创作迂腐、外强中干。 　　1957年，已经肝炎、肾炎、高血压、抑郁症等一身疾病缠身的海明威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半纪实半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