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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智库的前瞻性 　　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职能，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的政策建议须以前瞻性研究为基础和支撑，而只有在问题意识、社会意识主导下的前瞻性研究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决策建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前瞻性研究与决策建议相互结合的重要平台。中国特色新型环保智库（或新型生态文明智库）承担着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言献策的历史责任，尤须以决策建议为指向加强前瞻性研究，以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提升决策建议的含金量，发挥好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以及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等职能作用。 　　前瞻性研究的超前性似乎与决策建议的实时性相矛盾，其实不然；智库作为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专业研究机构，需要在前瞻性研究与决策建议之间找到契合点；中国特色新型环保智库（或新型生态文明智库）承担着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言献策的历史责任，尤须以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提升决策建议的含金量，发挥好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以及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等职能作用。 　　新型生态文明智库 　　需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则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思想的事业，真正的思想从本质上把握时代精神，引领社会前行。思想是以理论的形态来表象现实的，能够指导社会实践、导引社会发展的理论，只是“如实地”反映现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具有“不合时宜”的批判性。“不合时宜”不是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更不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而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立足当下预判未来，批判现实积弊谋求创新发展。前瞻性研究正是要以思想的方式考察现实，研判社会问题的实质和影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思路，形成切中时弊、高屋建瓴、开启未来的理论成果。 　　前瞻性是相对于滞后性而言的，二者都以现在、当下为参照点，滞后性意味着落后于现实发展，是真正的不合时宜，而前瞻性不仅是时间上的超前性，更是逻辑内涵上的除旧布新、继往开来、引领发展，其表面的“不合时宜”却是建立在内涵的现实合理性之上的。也只有在强烈问题意识和社会意识主导下的前瞻性研究成果，才能有望适时转化为服务当下现实的决策建议，进而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不具备批判性和开创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能称其为有价值、有效用的决策建议的，充其量只是亡羊补牢式的权宜之计。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都是建立在前瞻性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的。当人类理性刚刚冲出中世纪神学迷雾而无所措置之时，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前瞻性思想启明了喧嚣的工业革命，人类理性仗知识、科技之剑，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足不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却也前瞻性地看到了“知识”不是古希腊哲学的智慧，它只是人类理性的工具性使用，如果任工具理性信马由缰，人类将万劫不复。康德提出了人类理性的实践运用、道德运用，并将工具理性置于实践理性的掌控之下，由此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现代性反思。相对于18、19世纪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康德的前瞻性可谓“不合时宜”，但如今回头再看，不能不说康德的思想在这两百年来都是正当其时。在此，我们旨在说明，超前性的前瞻性研究之于实时性的决策建议，犹如启明星和航标灯，将划破黑暗，照亮前路，增强决策建议的科学性、专业性、开创性和建设性。 　　前瞻性研究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并进而成为社会共识，有着非常成功的范例。至少2000年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一直在理论上论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等理念 ，其中包括与不同观点的不断论战和讨论。持续十几年的学术研究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了“结论”，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使得学术研究成果转变为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战略，足以证明十几年的前瞻性研究对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何其重要。 　　新型生态文明智库的决策 　　建议需提升其含金量 　　从智库的性质和职能来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须具备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这使得智库成为前瞻性研究与决策建议相互结合的重要平台。智库的性质和职能要求它提供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用的决策建议，前文已述，这样的决策建议需要前瞻性研究作为基础和支撑。非智库范围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见解不容易进入决策部门的视野而转化为决策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决策部门不会特别关注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并且这些理论研究和学术见解不是以决策建议为指向的，其问题意识和针对性相对于决策部门的直接需求来说往往是不够的。相比较而言，智库的前瞻性研究和学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