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文化0604.doc

第三章 从《礼记》看古礼的 结构、功能和价值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云：“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古礼第一阶段的整合，是在五帝时代，第二阶段的整合，则是在三王时代。五帝邈远，古人又缺乏历史眼光，很难透视古礼的深层结构以追溯其起源，故到春秋时代，对五帝之了解，主要还是根据古《记》的记载。但古《记》是前人传述下来的，其中不少内容带有神话色彩，比如，母系时代的图腾崇拜，一直到颛顼以前还存在。那种“民神杂糅”的东西，在理性足以知非的孔子时代，总是感到比较棘手，而有“荐绅先生难言”之苦。故早期儒家谈五帝者鲜，而着重于三王。三王之事之所以好谈，除了时代近之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古礼经过三代的整合，到西周时代就基本定型了。春秋所见之礼仪，基本是这种定型之礼仪，战国所见，又是春秋儒家传述记载下来的东西。故了解三王之事迹，主要根据这种礼仪传述下来的各种制度。因此，我们了解古礼的第二次整合及其在春秋战国的演变，就可以遵循“三王用度”的方法了。故本章侧重从《礼记》的内容来探讨古礼的结构、功能和价值。了解了这些，实际也就了解了古礼的第二次整合及其春秋战国发展演变的情况了。以下，我们就分五节来论述古礼的结构、功能及其价值系统。第一节 古礼的类别和结构 古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礼数之繁，历来号称三百三千。如《礼记·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大戴礼记·本命》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说》云：“正经三百，动仪三千。”引自《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序》。名称稍异，而礼数不殊。故此三百三千，为古礼礼数之大略，当可确信。古礼礼数如此之繁，故一身而兼通者，于古未闻。《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之言曰：“礼仪三百，可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以孔子之圣，从小习于俎豆之事，尚不能都通之，余人可想而见。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对古礼的分类，以类相统，择其要者而行之，即可达到通礼明义之目的。故我们认识古礼内部的结构、功能及其价值意义，不由正确的分类，则不能得其门径。 那么，古人是怎样对古礼进行分类的呢?这点，我们可以通过古代学者对“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注释而可得到一个大略的认识。 关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传统有五解： 其一，郑玄注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所谓“今礼”，就是《仪礼》，因今文而名。此可由他对《曲礼》名称之注证之：“《曲礼》者，是《仪礼》之旧名。委屈说礼之事。”所以，按郑玄之意，“经礼三百”指《周礼》，《周礼》三百六十官，举其成数。“曲礼三千”指《仪礼》，《仪礼》篇目多亡，本数多少，不可考。“三千”谓《仪礼》中之“事仪三千”。 其二，臣瓒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昏、吉、凶。”此盖以《仪礼》为“经礼”，“曲礼”何指，未明。 其三，叶梦得曰：“‘经礼’，制之凡也；‘曲礼’，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书藏于有司。祭祀、朝觐、会同，则大史执之以?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亦此书也。”按此说，“经礼”、“曲礼”均为专门的礼书，“经礼”为纲，“曲礼”为目，二者有统属之关系。这种专门的礼书，是为各种专门礼仪而设，其性质，当与《仪礼》相同。故“制之凡”当为礼之项，“文之目”当为每项礼中的仪节。 其四，朱熹谓：“愚意，礼篇三说(“仪礼”一，“经礼”二，“礼仪”三)，《礼器》为胜。诸儒之说，瓒、叶为长。盖《周礼》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于天下事无不该摄，礼典固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故此志列其经传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礼》，自不应指其官目以当礼篇之目。又况其中或以一官而兼掌众礼,或以数官通行一事，亦难计其官数以充礼篇之数。至于《仪礼》，则其中冠、昏、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大目，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但《曲礼》之篇，未见于今，何书为近?而三百三千之数，又将何以充之耳?又尝考之‘经礼’，固今之《仪礼》，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见于它书者，犹有《投壶》、《奔丧》、《迁庙》、《衅庙》、《中矲》等篇。其不可见者，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馀篇，傥或犹有逸在其间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则其初固当有三百余篇亡疑矣。所谓‘曲礼’，则皆礼之微文小节，如今之《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事亲、事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旗之等，凡所行乎‘经礼’之中者，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然条而析之，亦应不下三千有余矣。”此是言“经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