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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2011-10-16郑永年 　　近年来，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南中国海问题的种种迹象表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必须提高到亚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 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的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亚细安）成员国之 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 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着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很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 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北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 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到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 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 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 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 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 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 　　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比较有信心，更能够理性从而和平地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几 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 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 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 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与之相比较，美国更能够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中国也有少数一些人抱有争霸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 ，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