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docVIP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展的根源,是韦伯整个宗教研究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韦伯试图通过探寻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顺其理性化的现代化理论.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也是极具说服力的:恰恰是由於新教伦理促进了理性化的进程从而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选择性亲和.由此当我们反思韦伯的宗教研究及其现代化理论时,需要把握的问题就在於:宗教在这种理性化进程中的地位到底如何,是否正如他所论证的那样,宗教是整个理性化的源泉 带著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其关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著名研究.一纵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有著这麼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具体地说,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区别於以前各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在於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而这种特点应归之於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著近代资本主义形式.而进一步溯源过程中,韦伯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又直接哺育於新教伦理,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整个因果模式就可以简化为: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实际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整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其一再避免和否认的:新教伦理决定著资本主义,只不过这种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资本主义精神.进一步而言,韦伯所关注和强调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源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特别是他在书中极力强调的加尔文教.虽然他极力否认,但其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取向是昭然若示.这种文化决定论尚具有其方法论上的逻辑必然性.韦伯在社会学史上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其方法论的主旨就在於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从对人的意义来把握社会生活.而从这个出发点著手研究社会现像,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并受到极大地强调.这种主旨与其社会唯名论的立场相结合,就往往陷入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韦伯那,这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中,韦伯一个隐含的命题就在於,新教伦理决定著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是通过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天职观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二在韦伯的因果模式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在韦伯的该书中,韦伯所极力辩白的正是这麼一种关系,新教伦理先於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进而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这里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就在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先后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新教伦理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不成立,具体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精神先於新教存在,这种哺育关系就是不攻自破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努力就只能说是失败的.韦伯对这种关系的论证,是基於这麼一个事实: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存在著一种相关关系,即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在韦伯看来,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更表现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 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但是,对於这个事实,这种相关关系,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即一方面可解释为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韦伯秉持这种解释),而另一方面可解释为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两种解释的取向是相反的,前者试图以新教徒来界定资产阶级,新教徒处於先的位置;后者则试图用资产阶级来解释新教徒的社会成分,新教徒处於后的位置.二者的结论也是迥异的,前者的推导结果是资产阶级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后者必然推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著新教形式的发展.显然,在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中存在著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韦伯却回避了这个问题,直接从前者(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研究中,韦伯将上述问题的存而不论,事先假定新教伦理是先於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的,直接著手於新教的教义分析,从教义和宗教伦理中求解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宗教似乎是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而自我发展的社会现像.因此,他极力避免对宗教改革本身及其外部因素的考察,而把宗教改革视为一种宗教内部的逻辑发展,视为先知先觉的个人创造.其结果给人的印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切都出於天才的突发奇想,一切均仅仅出於偶然.在这里,其或然性的历史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立足於上述立场,韦伯得出了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论断.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个论断是在无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人类文明任一部分的进步或发展都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次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