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玉器的组配代表权利和阶级.docVIP

古代玉器的组配代表权利和阶级 来源：玉器批发 /  　　 从一般意义讲，凡由两件或两件以上玉器（件）组合成的玉佩，都可称之为“组佩”，也称“杂佩”。最早的组佩性饰品，当属距今约1.8万年前北京山顶洞人以石珠、骨珠、兽牙、海贝壳等经钻孔串连而成的佩饰。大汶口文化的玉石组佩发现较多，良渚文化组佩更为精致。这些类组佩大概多用为项饰。 　　 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较大型的组佩，按时期及级别不同，组配的大小也不同，在陕西宝鸡竹园沟发现的组佩是以一璜为主体，配以珠、管；长安张家坡58号墓发现的组佩是以三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管。山西曲沃晋侯墓地91号墓发现的组佩以五璜为主体，间联璧、管、珠；31号墓的组配则是以六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者。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墓还发现了以七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的组佩。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西周组佩是在山西晋侯墓地发现的，这套组佩是以45件玉璜为主体，是迄今得 见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 　　 大型结构匹配繁复的组佩，是贵族们表示身份地位及权势的服饰。从墓葬中所出土的组佩情况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者，其所佩组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越长。这种佩玉方法是西周用玉开始礼制化的表现。组佩体现出多样统一，形式有序，实质即是“礼”，也是一种秩序观念，如统治者用玉，是根据其地位、官级、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尊卑有度，规范森严。虽然《周礼》中所载关于用玉的种类、颜色、尺寸等内容，可能与考古发现不尽相同；但从中也可看出从西周起，用玉确已步入政治化、制度化和礼仪化的轨道。大型组佩即包括这方面的文化特色。另外，西周时的“礼”之本义还在于“和”。如《逸周书?度训解》：“众非和不镇，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组佩中众多饰件之间的有机结合，也是这种“和”、”中和”思想的体现。而组佩的内在美，是通过其结构中的对立统一的复杂性来体现的。 　　 西周组佩的结构共性是：以玉璜为主体，间配以其它各种小件玉饰。这与典籍记载有所不同。《周礼?天官?玉府》：“共（供）玉之服玉、佩玉。”传：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瑸珠以纳其间。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这类组佩，即是古文“黄”字来源。其说在理。不过西周组佩似不见设冲牙者。 　　 组佩以璜为主体，必有道理。玉璜弯曲如彩虹，又如拱桥形，两端穿孔，或上端中央亦穿孔。拱桥形玉璜，在组佩中可承受较大的重力；两侧穿孔，可保持组佩整体的均衡与对称，并使之平衡稳定。因此，璜的作用是成为组佩的“骨架”起支撑作用，使数十件甚至上百件玉饰组成的整体，在佩者行走时，通过璜的连锁保持它的平衡稳定。在获得视觉审美效果的同时，佩组佩者还可听到玉佩之间因轻轻撞击而发出的叮叮当当的悦耳玉振之声，获得听觉审美效果。贵族们还要保持“行步有佩玉之度”；佩者的步伐与组佩的摆动也要相和谐，以表现出佩者仪态与风度之美。 　　 春秋战国组佩一般由璜、环、珑、琥、觿、珠等组成。人们佩戴成组佩玉，不只是出于纯粹的装饰目的，更是由于玉具有坚硬、润泽、纯净，美观等属性，因此被当时士人看成是人的完美品德的象征。组佩通常用玉环(璧)，玉璜作主体，以珑、琥、觿为悬饰。 　　 从考古发掘所得几套组佩的复原图中可知，龙形佩(珑)和虎形佩(琥)是春秋战国组佩中最具特色的。龙形佩为片状，多数镂刻成“s”形身躯，腹部上拱，中间有孔用于悬挂在组佩正中。头部有孔的身形较长，有的作钩形，应是悬挂在侧翼的饰件。龙的身形雕刻得健劲有力，除春秋早期部分平素外，常见的玉龙首、爪、尾刻琢精细，身上饰涡纹、勾连纹等纹饰。春秋早中期以蟠螭纹、蟠虺纹为主，战国时则普遍施谷纹、涡纹、勾连纹等，或者几种纹饰交织装饰，变化丰富。龙首爪用隐起法雕刻，视之如同浅浮雕。龙形象狰狞，表情夸张，形式各异。除龙形佩外，还常见有虎形佩、鸟形佩和冲牙等。这些玉件的特点与龙形佩基本相同。 　　 组佩在西汉早期达到了最为繁复的程度。一整套玉佩的长度和穿缀玉件的数量都是空前绝后的，这可以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中反映出来。汉武帝时期，玉佩的种类和组合形式趋于简化，这一变化清楚地显示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出土的玉器上。这种现象应是诸侯王势力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在用玉制度上具体表现。但佩玉（特别是成套的玉佩）制度毕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观地体现了佩戴者社会地位。因此，东汉时期用玉制度逐渐完备，尤其表现在玉衣和组玉佩的使用上。《后汉书?舆服志》说：“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以河北定县43号汉墓为例，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下葬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墓中出土了一套组玉佩，计有心形佩、璜、觿（冲牙）、环，皆透雕或浮雕龙纹，质地优良。除心形佩外，均成对排列。另有玉舞人、司南佩等。这套玉佩可以说是明帝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