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兽药残留与食品安全.docVIP

兽药残留与食品安全 施祖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生产和环境中外源性化学物质的日益增多和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食品污染问题层出不穷，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已知的外源性化学物质达500万种以上，其中至少6万种已经进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如各种工业原料及产品、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和生物毒素等。这些化学物质可以通过食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烹调、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进入食品成为食品污染物。食品污染物对机体的损害一般呈慢性的蓄积过程，危害性质严重、范围广和影响深远[1]。 兽药残留（animal drug residues）是指给动物使用药物后蓄积或贮存在细胞、组织或器官内的药物原形、代谢产物和药物杂质。近年来食品中兽药残留在国内外已成为一个影响广泛和颇具争议的问题，其公众的健康息息相关，也直接关系到产业界的经济利益，甚至国家的对外经贸往来和国际形象。兽药残留是动物用药普遍存在的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动物，特别是食品动物疾病的治疗有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动物健康；二是防止残留污染食品。这就是所谓兽医工作者的双重责任的涵义，但实际治疗中平衡两者往往非常困难。不过，常规的临诊治疗（一般不超过一周）导致的残留相当有限。 1 国内外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国，但是我国肉类出口量只占生产量的1%左右，而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出口量占本国总产量的40%[2]。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肉类食品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但是低廉的价格并未给我国肉类食品带来国际竞争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肉类食品的安全性严重妨碍了出口量。近年来，因疾病、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超标而被进口国拒绝、扣留、退货、索赔和终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2002年4月，韩、日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完全禁止从我国进口家禽和禽类产品，给我国带来巨大损失。巴西肉类产品出口占其产量的30%以上，与我国出口量仅占1%形成强烈的反差。紧邻我国的泰国1996年以来鸡胸肉出口欧盟，鸡腿肉出口日本，是泰国十大出口创汇产品之一。我国在因产品质量问题丢失了欧洲市场，出口量萎缩的同时，美国鸡肉却打进了中国市场。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对中国近年出口冻鸡为100吨，极大地冲击了中国肉鸡产业。我国肉类产品由于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出口创汇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动物食品安全性非常重视，20世纪80年代起即开始讨论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并且开始对生产食品的动物限制使用兽药的品种，如欧盟1997年开始讨论动物长期使用抗菌药，会导致细菌耐药性滋生的问题，2000年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安全性评价等[3]。我国在养殖业中大量超标使用不利于人体健康的抗生素、激素、农药，并由于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饲养环境污染的加剧，如何保证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性已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制定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限量标准和检测方法，现今制定了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物残留指标[4]。但由于我国的禽畜养殖和屠宰是以个体分散为主，检验和监控难以落实到位，实际技术标准和安全指标较低，与国际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 2 抗生素亚治疗量使用（subtherapeutic use）[5－9] 兽药残留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其起因是进50年来畜牧业生产中普遍采用的抗生素亚治疗量用法。类似这种用药方法产生的根源，一是畜牧业生产者一直致力寻找一种能够促进动物生长的动物蛋白因子（animal protein factors APFs）,二是工厂化、高密度饲养方式使现代畜牧业面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巨大压力。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及其所显示的快速高效的治疗效果，诱使人们不但随即将其用于动物疾病的治疗，而且很快添加到动物日粮或饮水中由于非治疗性的防病和促生长目的，称为药物性饲料添加剂（medicated feed additives, MFAs）,使用剂量常为治疗剂量的三分之一或更低。药物添加剂无论在试验或生产中均呈现显著的应用效果主要表现为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促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改善产品皮质（如提高瘦肉率）等，生产性能提高10％以上。这些直接和巨大的商业利益改变了人们对药物作用的观念，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逐渐成为动物药品的重要功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亚治疗剂量的抗生素等药物添加剂逐渐成为动物日粮或饮水的常规成分；至60－70年代，80％以上的家禽或家畜长期（数月）或终生（上市前）使用药物添加剂，约50％的兽用抗生素被用于非治疗性目的。目前大多数食品动物需长期使用至少一种药物，在家禽生产中90％的抗生素被作为药物添加剂[4]。 3 兽药残留超标的主要原因 造成兽药残留超标的因素很多，一般来讲，主要原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