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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还是仲裁 　　A公司员工范某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由于该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事发后范某家属多次要求该公司给付其工伤保险待遇。A公司认为，事件中各方责任、伤残等级、医疗费用尚需权威机关认定，待交通部门处理完后，再视情况决定。A公司暂以预借款的形式提供范某及其供养家属的生活费，并承诺在其与肇事方的民事纠纷结束后协商解决。 　　范某与肇事司机的民事纠纷中，一审判决认定肇事方应对范某所受人身伤害负全责。但由于范某在交通肇事受伤后，患“应激性精神障碍”，久治未愈，关于“应激性精神障碍”是否系由交通肇事直接引起的争议较大，此案经二审判决，历时一年有余。 　　范某人身伤害的民事纠纷结束后，范某家属开始与A公司交涉工伤待遇问题。范某家庭因供养无劳动能力家属较多，且范某的精神疾病久治不愈，范某丈夫不得不辞职照顾，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极其困难。因此在与A公司协商时，提出了巨额赔偿要求。 　　此时，A公司希望通过司法程序或劳动仲裁程序解决。但由于“应激性精神障碍”不能在工伤鉴定中确定伤残等级，同时范某与公司的劳动纠纷已过仲裁时效，范某“告状无门”，家属因此一口咬定A公司是有意拖延导致错过仲裁时效，恼怒之下的范某家属要求A公司合理解决此事，因此对其人力资源部门日常工作造成了极大困扰。 　　最后，A公司考虑到范某家庭的实际困难，以及在A公司的累积贡献，支付了范某一笔不小的赔偿费用、生活困难补助，双方达成协议，并解除了劳动合同。 　　成功之处可借鉴 　　可以说，本案的最终结果，使双方实现了“双赢”，是一件妥善处理劳资纠纷的成功案例。本案处理有如下成功之处： 　　●争议得到妥善解决。无论是通过劳动仲裁程序、司法程序，还是协商解决，都是为了解决劳资之间的 　　争议和矛盾。有关劳动法律、法规也鼓励当事人之间自主解决此类纠纷，主要因为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更易于执行，从而可使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范某与A公司通过协商解决劳动纠纷，减少了司法程序中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与A公司达成协议后，相应的赔偿款支付到位，避免了当前普遍存在的“诉讼难、执行难”等现实问题。 　　●伤者得到合理补偿。通过协商，与劳动仲裁、司法裁判中能够获得法律支持的赔偿相比，范某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补偿。因为劳动仲裁、司法判决是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而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补偿事项和补偿额度，才能获得仲裁或司法机关的支持。 　　从本案的处理结果中可以看到，A公司不但给予范某相应的补偿，而且还考虑到了范某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其对公司的累积贡献，为其支付了一笔额外的生活补助。虽然这与A公司管理层人文关怀有关，但这种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的优势，是在劳动仲裁和司法审判中依法裁判所无法比拟的。 　　●双方妥善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之难，在业界中早有共识。由于患病的员工大多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会给用人单位带来诸多隐患： 　　1.如果患病员工不主动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则不能单方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必须照常支付其工资福利，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直至其退休。 　　2.患病员工不但不能给单位带来任何效益，甚至可能是正常生产秩序的潜在干扰者，这种干扰是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而且当事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时刻面临难以预见的风险。 　　3.如果在工作场所给第三人造成了损害，用人单位还需承担监护责任。用人单位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监护责任。因被监护人行为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责任由监护人承担。 　　A公司通过协商，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成功避免了精神疾病员工所具有的潜在隐患。 　　不足之处应警惕 　　尽管本案以“皆大欢喜”告终，但从整个案件的发展脉路来看，还是颇费周章的。这些“瑕疵”虽然未对本案最终结果产生过多影响，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案件走向，因此用人单位应引以为戒。 　　●私自“协商”易进退失据。劳资双方谈判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过程。由于没有权威第三方的参与，用人单位很容易陷入无尽的解释说明之中，这对解决争议于事无补。 　　法律是一门复杂、专业的学科。普通劳动者对法律赋予的自身权益保护缺乏准确认识，有时仅凭法律的只言片语就提出赔偿诉求。由于没有权威第三方的斡旋，用人单位往往难以和劳动者达成共识，使得双方谈判极为艰难。 　　●潜在用工风险增大。本案的赔偿数额，是综合考虑了范某家庭经济状况和累积贡献的，因而支付给范某的资金总额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应得数额，但其他员工基于朴素的经验，会认为只要在同类情况下，就理应获得这个数额，HR在今后的劳资协商谈判中难免陷入被动。 　　本案中，尽管A公司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