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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长沙窑瓷与诗书画结合的媒介
湖南省博物馆 李建毛
内容提要: 拙稿是本刊第一期《长沙窑与唐代茶酒习俗之演变》续篇。长沙窑以彩瓷著称,而彩饰中最具历史艺术价值的绘画、诗文部分,其载体主要是茶酒器具,至今发现的100余首题诗除2首见于枕外,其余皆书于茶酒器。唐代文人对茶酒的嗜好升华至茶酒文化,并以此作为媒介,实现了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提高了瓷器的品位,也为后世瓷器装饰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 茶酒具 诗画饰
茶、酒为中国传统的两大饮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并行不悖。唐代处于茶酒习俗的转变期,人们在品茗畅饮之时,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使茶酒由简单的生理需求,演变为一个文化过程,成为大唐文化中一道亮丽风景,由长沙窑瓷可窥知一二。兹略述浅见,求证于方家。
一 茶酒具——长沙窑诗、画的主要载体
长沙窑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为了拓开销路,针对不同市场采用了不同的装饰手法。长沙窑的两大装饰技法——彩饰、模印贴花分别与之对应,但这只是大体情形,并非绝对。长沙窑以彩瓷著称,用彩手法多样,彩饰的器物也种类繁多。就工序而言,便有釉上彩、釉下彩之分。长沙窑的彩是釉上还是釉下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既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那种随意涂画、泼墨等手法施的“写意画”彩当是釉上彩[1] ;就釉下彩而言,长沙窑有点彩、条彩、斑彩、绘画、题文等之不同。彩饰中最具文化、艺术价值的是绘画、诗歌和题记,而饰以绘画与诗文者又往往仅见于少数几种器形,这些器物多属茶酒具。试分析如下:
(一)瓜棱壶
以壶的腹部有4条凹进的瓜棱而名,瓜棱将腹部分为四等份。壶口沿外撇,颈部粗大而弧长。前有多棱短流,后有弓形鋬。长沙窑瓷壶的型式很多,1996年紫禁城版《长沙窑》将其分为9型20余式,瓜棱壶是其中最常见的壶式之一,彩绘和诗文、题记多见于瓜棱壶。绘画题材很多,有花草、飞禽、走兽、建筑、云气、龙凤、摩羯等图案;题诗也多见于瓜棱壶,据长期从事长沙窑诗文研究的萧湘先生统计,在目前发现的103首诗文中,其中91首书于瓜棱壶,那些警句、联语等题记也基本上见于瓜棱壶。另外还有一种圆腹形壶,器形与瓜棱壶相同,只是腹部没有瓜棱,施乳白釉者,多饰随意涂画的釉上绿彩、红绿彩;施青釉者,或饰彩绘图案,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褐绿彩飞凤壶。
关于瓜棱壶的功用,从“陈家美春酒”、“美春酒”、“好酒无深巷”等铭文可以得知,这种壶就是用于斟酒的酒壶。春酒即冻醪,是一种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传》:春酒,冻醪也。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唐国史补》载“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春酒。“春水”诗文壶上的“春人饮春酒”,既表明壶的功用,又指明所饮的酒类。但盛酒是不是它唯一的功用呢?从我们检索的另一些材料表明,这种壶也用来作饮茶用的汤瓶。详见拙稿《长沙窑与唐代茶酒习俗之演变》。
(二)碗、盏
长沙窑彩绘、诗文较多的另一器形便是碗、盏。碗是长沙窑数量最多的器物之一,从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共打捞出约57000多件长沙窑器中,碗约有5万余件,多素面无纹,少量饰以釉下彩绘和诗文。饰诗文、彩绘者,在长沙窑产品中仅次于瓜棱壶。据统计碗、盏中有诗文共7种,彩绘有奔鹿、花卉、佛塔、花鸟、摩羯、抽象云纹等各类题材,也有以阿拉伯文为饰者,同时还发现有几个人物图案。碗、盏之名,长沙窑似没有明确区别,相同的形制,有分别以“埦”、“盏”为名者,窑址出土的瓷碗上有书“岳麓寺荼(茶)埦”、“荼(茶)埦”、“酒盏”、“美酒”、“国士饮”等铭识者,从 “黑石号”沉船打捞有一件碗[2],内心也书“荼(茶)盏子”三字。同一窑址出土的造型相同的器物,分别标明作茶、酒饮具的不同功用,证明当时茶、酒具的形制没有明确的区分,混用可能更是常事,这种情形与上述壶类一样。饮酒还有杯、觞等其他器物,饮茶似乎多用碗,也还有瓯。陆羽也如是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当时饮茶的量常以碗数论,《茶经》:“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言饮茶之功效亦以碗数而论。《金石萃编·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载德宗贞元十三年河南府济源县令张洗列举祭祀济源公时,陈设的茶供有“粗茶碗子八枚,茶锅子一并风炉全,茶碾子一”。钱易《南部新书》载东都洛阳一僧年百二十岁,对宣宗说生性好茶,“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法门寺出土的成套茶具中就包括秘色瓷茶碗。
(三)罐
罐的造型特征是唇口,直颈,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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