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论文审美积淀论文：《诗经》国风中的“有意味的形式”-新.doc

《诗经》国风论文审美积淀论文：《诗经》国风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摘 要：《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其中十五国风反映了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社会各个阶层的喜怒哀乐，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本文试着以“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对《诗经》国风的抒情形式进行新的观照。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有意味的形式”进行了界定，第二至第四部分则是分析三类“有意味的形式”。通过分析《诗经》国风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使我们对这部古代诗歌文化的精品有更深地体会，并对当时的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以及现实主义诗作的光辉起点，《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其中国风贡献尤为突出。它那由充实的内容，丰富深厚的感情，优美的音乐积淀而成的“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诗经》的独特价值，那“有意味的形式”至今仍然感染着无数的读者。 一、“有意味的形式”的界定 “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作品的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独特方式的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它主宰着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1]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概[2]童庆炳先生也认为这一理论否定了艺术同现实人生﹑生活情感﹑功能要求以及主题思想的联系，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 [3]将李泽厚和童庆炳的理论加以审视，会发现他们都是从“审美积淀”这个角度出发来完善“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概念的。那么本论文在参考以上两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有意味的形式”定义为“作品的各要素之间以独特方式组合起来的内蓄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的审美情感的形式”。 二、“内容积淀的形式” 《诗经》中“兴”的手法历来为文人所称道，但究竟何为“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兴之特殊，或许即在于“它对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4]“兴”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是否也如今天的读者这样难测其意呢？ [5]例如鸟与祖先崇拜，鱼与生殖祈祷，树木与宗庙社稷崇拜有语言难以解说[6] 比如鱼意象。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指出鱼与原始先民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鱼代表着种族繁殖。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始先民们的祭祀活动已不复存在，鱼所扮演的角色也荡然无存，但它所象征的生殖繁衍之意却留存了下来。在《诗经》国风中，以鱼起兴的诗几乎都牵扯到男女之间的情爱，也即是生殖繁衍的高雅说法，如“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然而另外一些兴的原始意义并没有流传下来，它所包含的人类早期的神秘想象的情感也已模糊不清，留存下来的是失去了内容的形式，但由于这些形式是经过“审美积淀”的，所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领略到那神秘情感的吉光片羽。《诗经》国风中有一些弃妇诗或怀人诗，以“日月”比兴开头，如“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邶风日月》）；“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邶风柏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邶风雄雉》）。这些诗中均以日月代指丈夫。而这些诗又皆出于卫地，这是否与卫地远古先民某种祭祀活动有关呢？由内容积淀为形式，再由形式领略内容，这便是这类“有意味的形式”的双重审美意义了。 三、“感情积淀的形式” 《诗经》国风中有一些诗作，往往令人感到归旨难求，例如《邶风凯风》（其最后一章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从字面意义上看这是儿子歌颂母亲并自责的诗，而孟子则认为这是一首孝子的怨诗，并解释为亲人有小过而不埋怨，是偏颇的行为；闻一多则认为是母亲受父亲的虐待，儿子们自我怪罪，希望父亲母亲有所感悟而言归于好……都可自圆其说，令人难以取舍。 此外还有一些诗作除了文字和表达方式，关于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的痕迹已被时光风化殆尽，它们所咏叹的具体事件极为模糊，更有甚者竟能让人读出截然不同的主题，“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感情和塑造出来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的深厚韵味，不是至今仍然感人的吗?”[7]下面将从“朦胧题旨”和“矛盾题旨”两个方面来对这类诗的“有意味的形式”进行分析。 谈到题旨朦胧首先不得不提被后人喻为“千古第一缥缈文字”的《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第一章） “蒹葭”这个兴象，它代表的原始意义已不可考。这首诗是所要表达的是君子求淑女，还是君主求贤，抑或是女子怀人，已难以知晓。这首诗给读者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正如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说“远引若至，临之已非”一样，这首诗弥漫着一种朦胧美，但它的朦胧又有别于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李商隐的《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