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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叛变前的汪精卫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兆铭左倾。1926年4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重申联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之后，由于和蒋中正的政见分歧，汪兆铭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治疗糖尿病。 宁汉分裂 蒋中正掌权后开始北伐。 由于其独裁作风，国民党内许多人邀请汪兆铭回国。 蒋中正也不得不表态欢迎汪兆铭回国。 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3月10日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 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 4月6日返回武汉，回国后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 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准备清除共产党。 汪兆铭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 汪精卫抗日主张的逐步改变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 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 汪兆铭迁都洛阳，积极备战。 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的人马，只好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 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布辞职，前往欧洲。 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战。 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 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 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 这个普遍认为是卖国的协定引发人们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 汪精卫叛变 抗战时期的汪精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此后的汪兆铭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兆铭的助手周佛海，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叛变后的汪精卫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 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兆铭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 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 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左三） 汪精卫伪政府的成立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