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三大海区[精选].doc

古代中国的三大海区怎样确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首先要确认那个“中”。有了这个定盘星，才会有相对应的东西与南北。“三代”的陆地方位是这样确定的，“三代”之后的海洋方位也是这样确定的。这时候我必须知道，祖先是坐在中原的屋檐下言说“四海”的。这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四方之海皆围绕“天地之中”来确定。古代中国海区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中原人来名命的。 １、只能算半个地理名词——五湖四海?“五湖四海”作为一个成语，很少有人知道它语出何处。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出处”是《为人民服务》中的那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朦胧中，人们似也体味出它指的是山南海北，或四面八方。但这个成语毕竟有它地理学的意义，对于研究人文地理的人来说，把它落到实处也是一门功课。从出处看，“四海”似乎早一些。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文命，即大禹；敷于四海，即治理四海。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所以称中国为“海内”，称外国为“海外”。至于这“四海”叫什么名称，具体地点在哪里，《礼记·祭义》有进一步的海区说法，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但没有明确指出其海域位置。汉代的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八荒，即荒芜极远之地也。《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也有人认为“九州”被四海环绕。有中原之外，皆是“海”的意思。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其活动范围皆在中原一带，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指认海洋意义上的“四海”。所以，对于孔子一众儒士更愿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个“四海”又有点“天下”的意思了。可以说，古语中的“四海”，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能指。由于缺乏具体的海区指向，我看只能算作半个地理名词。比之“四海”，“五湖”的指向相对明确一些。《礼记·夏官·职方氏》中有“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说可以用于灌溉的有三江五湖。但具体的哪五个湖，没了下文。弄得后世说法不一。北魏的郦道元撰《水经注》，认为“五湖乃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湖”。唐代的司马贞认为“五湖”指“具区（太湖）、兆■、彭蠡、青草、洞庭”等五个湖。后人对“五湖四海”的地理指认有所不同，但人文含义却一直没变，“五湖四海”就是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甚至，全天下——是一种东方胸怀的文化表达。到了近现代，“五湖四海”的地理指向，才相对明确了。一般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为“五湖”。一般以渤海（北）、黄海、东海（东）和南海（南）为四海。但这样分也不准确，只是凑足了四个海，而不是原来想表达的四个方向的海。实际上，中国的西边并不靠海，“西海”对于中国是不存在的，从方位上论，中国只有“三海”。与古人讲究的地德相比，海德思想则偏于空泛，不像地德选定“五岳”那么明确与精细，四海之说，在海德上是内实(陆地)外虚(海区)之德。２、中国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东海东海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有点像地中海的爱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东半岛，是中原文明少见的一抹蓝色。至少在战国时期，齐人就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论”。齐国的阴阳家邹（驺）衍，曾在首都临淄的“百家讲堂”——稷下学宫的论坛上大讲“海洋与九州”的学说：讥讽儒者之“中国”，只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内即禹之九州，外“于是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他的“大九州”概念源于推论，而非地理实践。但这里的“裨海”和“大瀛海”，还是最先明确了两个不同的海区概念，即近海与大洋，可谓地理学的一大贡献。 齐人与海的关系非同寻常，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实践。齐人的“远洋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齐国术士徐福忽悠秦始皇派船队东渡扶桑的求仙之旅。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记载的两个故事看，齐人和秦人与东海的关系，似乎表现为大陆人与海中仙的崇拜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四次东巡海疆，并在最后一次东巡时，病死在路上。汉武帝也承继了秦始皇的这一“传统”，在位期间９次东巡海疆。两朝皇帝高度重视东海，虽然有徐福、栾大等术士忽悠海上求仙的因素在里面，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对东海海疆的高度重视，提高了这一海区的地位。所以，我们在《史记》中也能看到，东海是秦汉王朝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一笔。不过，东海设郡的时间，不像南海设郡那么清楚。最早将东海郡写入历史的是《史记·陈涉世家》，“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但何时设立的东海郡，太史公没说。人们从秦封泥中有“东晦”之名来分析，如以“东晦”即是“东海”论，秦确有东海之建制。但据汉以来的文献看，多取汉立东海之说。如，《汉书·地理志》载，西汉置东海郡，治郯（今郯城）。《水经注》载，秦之郯郡，汉高帝二年，改为东海郡治。东海郡到底是秦置，还是汉设呢？我以为，清末国学大师刘师培的“疑在秦名郯，楚名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