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鸦片战争时代[精选].ppt

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宽慰 鸦片战争后，天朝社会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性事件” （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战争。 （1842年9月1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三人联名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照会。其时乃双方签署《南京条约》后三日，照会中说: “从此万年和好，两国无争矣。惟贵国所定条款，期于永久遵行。而中国亦有盟言，必须预为要约。盖事定其初，后来可免反复；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兹将所拟各条照会贵公使，希即一一照复施行”。 1843年 中英签订《虎门条约》，称：“凡此条款实与原缮万年和约无异，两国均须专一奉行，切不可稍有乖违，致背成约 。”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依旧不愿真正学习西方。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耆英说：“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 1840年1月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 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对知识分子而言，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 魏源《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 夷夏之辨:从本质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地域关系来辨别夷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与夷狄地缘关系被打破，礼义文化则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所谓夷夏之辨，就是要辨明夷狄（未开化民族）与诸夏（中国）之间的不同。 “夷夏之辨，犹小人君子之别也。” 《论语》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昌黎文集》） “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读通鉴论》) 徐继畲《瀛环志略》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 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美国总统美言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因此徐继畲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说：“在1894 年4 月这一时期，中国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飘渺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疯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一些国人和学者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封建国家无法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如果…… 一、清政府在战争中“举国一战” 二、清政府在与英国战争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三、清政府不罢免林则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