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精选].doc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王曾瑜 （原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中国古代政治中系国家安危存亡，而又最关民间休戚祸福者，当然是地方政治。宋人就说：“立国之本在民，系民之体戚者，最切于州县。”[1]这既是重要的古史研究课题，又是目前古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古代的传世史料的份量看来，更适宜于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宋、明、清三代。深入研究地方政治，有助于深层次地剖析古代官场的各种积弊和腐恶，理清古代政治的专制、愚昧和腐败基因的遗传密码。 一、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此处所谓“中央”，当包括皇帝与朝廷，两者还不能完全等同。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各种形式的等级授职制：中国自秦汉以降，是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即使以面积较小的北宋而论，也约略相当于於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对於各地，必须分设若干等级的行政区划而治，如道、路、省、郡、州、府、县等，其中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一直不变，而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则各代不同。朝廷对地方官的任命，则采取各种形式的等级授职制。地方长官一般由中央任命，但如两汉时僚属由地方长官辟举。 　　在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2]古代统治者逐渐发现了中央人事权的重要性，於是从西汉成帝时开始，就设置常侍曹尚书，後历经更名，曹魏时方定名吏部，并逐步扩大其权限。人们一般认为，六部制正式定型，是在隋朝。如果我们粗略地对比一下中央机构从九寺（或称十二寺等）到六部的演变，就不难发现，户、礼、兵、刑、工五部的职能，都与以前的一个或数个寺相衔接，唯有吏部却在此前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寺，与其有职能上的衔接。吏部之所以重要，並且成为六部之首，是因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委任等权力，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3]吏部的职能扩充并定型後，历朝的等级授职制，最大量的就是吏部授官。与此相应的，则是地方长官辟举僚属的取消。任命官员，唐、明、清由吏部和兵部分别掌管文选和武选，而宋、金、元三代则文、武选都属吏部掌管。故明朝崇祯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4]尽管有如此差别，吏部就是等级授职部，掌管着最大量的地方官员的任命。 　　地方官“旧制，内外皆吏部授。自隋以来，五品以上官，中书、门下访择闻奏，然后下制。（唐）肃宗复令中书以功除官”。[5]宋朝的地方官有堂除和部注，堂除是指宰相办公的政事堂或都堂任命，部注是指吏部任命，低一等，级别更高则是皇帝亲命。元朝一般是“大小官正七（品）以上者（中书）省除，从七（品）以下者（吏）部注”。[6]自明朝废除宰相制後，就没有堂除、省除之类，吏部掌管和任命的官员比例有所扩大。吏部一般掌控着几万名官员的宦运，大部分地方官的任命主要都由吏部执掌，又必然弊病丛生。 　　在中国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中，地方官由中央任命，被视为一条神圣的制度和原则，只有中央能够任命地方官，方才意味着统一。如中唐以後朝廷不能任命藩镇，蒋介石不能任命山西省长，就意味着藩镇或闫锡山割据。此种观念就是将大一统和等级授官制连结在一起，似乎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授官，就不足以维护大一统。与此相应，为了维护大一统，又逐渐建立了任期制、回避制等，其基本精神和原则，就是防止地方上形成与中央，与皇权抗衡的势力。 　　二、朝廷监控地方官员的重要制度和措施：根据一些治史者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朝廷为有力地监控地方官员，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若干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以下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分述于下： 　　（一）固定任期制：相传《尚书·尧典》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之语，这就被後世当作固定任期制的依据。但自秦汉以下的任期制有一个逐步摸索、形成和稳定的过程。所以产生固定任期制，还是逐渐认识到地方官久任的弊端，而不利於中央集权。当然，地方官的固定任期制也不过是一般规则，按施政的需要，也不可能没有变通的情况。 　　西汉时，“为吏者长子孙”， “吏不数转，至于子孙长大而不转职任”，甚至“居官者以为姓号”。[7]并无固定任期制。 　　东汉光武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朱浮上奏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自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矢折，功卒成者必亟坏。”汉光武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8]汉顺帝时，左雄主张官员久任，“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