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系列：财聚人散的国民党对日伪资产接收[精选].docVIP

国共内战系列：财聚人散的国民党对日伪资产接收 二战中，日本占据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接近1/3国土，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东北、长江中下游和广州、厦门、湛江（时为“广州湾”）、汕头等沿海城市都落入敌手，日本人除了自己统治之外，还设立了汉奸政权，如控制东北的伪满洲国，还有代理控制华东、华中和华北以及华南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相对平静和安全，加之日本有长期经营中国占领地的打算，这些日伪控制区的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东北的煤产量从1933年到1944年，年煤产量由1088.8万吨增达2652.7万吨，增长1.44倍；电力由212百万度增为4500百万度，增长20倍；生铁由43.3万吨达118万吨，增长1.7倍；钢由2万吨增加为47万吨，增长22.5倍。又如华北地区1936年的生铁产量为5000吨，到1944年增长为21800吨，煤产量从1673.3万吨增长到2423.9万吨。日伪政府成立了不少官办企业，如伪满洲国的“满铁”、华北的“中日实业公司”、华中的“华中蚕丝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在当时均为盈利丰厚、资产众多的大公司。而日伪政府的高官们，也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赚得盆钵满体。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突然宣布投降，这对在中国的日伪政府、企业家和高官们不啻为晴天霹雳，一刹那间大厦轰然倒下，大家都来不及将这些年积累的财富进行转移或处置，就要被胜利者——重庆国民政府——接收。 与此同时，抗战胜利由阴云密布急剧转为轰然开朗，出乎国民党的意料。因此对于接收问题，缺乏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导致接收事务一开始即弊端百出。1945年8月，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在实际上，是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这就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当时全国各种名目的“接收委员会”多达3、4百个，仅参加上海接收的单位多达数十家，以至于为了一艘轮船，就多达六个单位抢着接收，这本身就为官僚的贪赃枉法提供了方便。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没有中央监督而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强要资产，他们的行为在被接收者眼中与当年日本来入侵时无异。 1945年10月中旬，为了解决没有统一的接收机关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上海设立了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统一接收工作，才改变政出多门的情况。 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经济、交通、金融方面的全国性事业，交由该会统筹接收。该会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并在各重要区域(如上海、北平、青岛、广州等地)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这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但因为成立时间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中国官场贪腐有几千年历史，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在抗战最艰苦的民族存亡危难时期，仍然有国民党大员胆敢侵吞汽油、药品等重要抗战物资，然后倒卖以牟取暴利。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才回到沦陷区，就如狮子大张口，滥用权力，狂谋私利，给沦陷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乱象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地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伪政权官员的私产，由于贿赂或强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数额颇为可观。据称，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条，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大多数落入了接收官员的私囊。 国民党军接受台湾 在这一时期，由于军队先期到达沦陷区，并首先开展对敌伪资产接收，国民党高级军官腐化现象迅速大范围呈现，将军们纷纷利用手中的军权，与商人合作，一边接收资产、一边倒买倒卖，大发横财。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在负责接收湖北境内敌伪物资的过程中，为了安抚部属，他从接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