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优势论”增加谁的优势.doc

“比较优势论”增加谁的优势 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或比较利益论）则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支柱。 所谓“比较优势论”是指，如果各国都专门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生产率最高）的产品，则国际贸易将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李嘉图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1］ 随后，李嘉图补充说明： 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输出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比方说，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子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子时则强1／3或百分之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子，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子，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2］ 应该说，正如斯密论述分工可以增加财富一样，李嘉图所论各国专门生产其生产率最高的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可以增进财富，也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也正如斯密看不到由于分工各方力量不平衡，而导致分工所增进的财富大部分落到强者手中；李嘉图也没有看到各国间力量的不平衡将导致财富集中到生产率高的国家。事情十分有趣，比较利益论恰恰回避利益分配问题。事实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只是斯密分工论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而且，在李嘉图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与斯密实际上维护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利益一样，李嘉图维护的是国际经济中的强者利益。 从方法论上讲，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陷在于静态地观察问题。静态地说，制鞋子特强的人专门制鞋，而把帽子留给较弱的人去做，固然可以增加财富总量，甚至也可以对双方都有利；但从动态来看，制鞋与制帽子是相关的，由于制鞋者生产率高，换得的财富更多，更有条件去改进生产技术，连带地使他的制帽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使制帽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改进制帽技术的可能性，于是只好沦落为制鞋者的小伙计，或者靠变卖祖先留下的土地、矿产和金银字画度日。 现实经济活动不可能回避利益，历史更不可能是静止的。因此李嘉图的静态自由贸易理论就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一样，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所到之处，各国手工业纷纷凋蔽，一个接一个国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正是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冲击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醒悟到了斯密和李嘉图学说的危害性。他从发展德国经济的角度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大声疾呼贸易保护，力倡建立关税同盟，为德国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李斯特时代，德国还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弱小国家。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有38个邦，各邦有各邦的关税，各邦内部个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与英国甚至与法国相比，工业的发展也还远远落后。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竭力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市场，使德国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当时，斯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主张被称为世界主义，就如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已经在社会各界流行。用李斯特的话说： 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