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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讲 中国哲学问题 要包括：西方哲学的精神 3.1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20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前有黑格尔，后有德里达。黑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提出，中国“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了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对于黑格尔的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的《导言》中对哲学的定义，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哲学史的史料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等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规模和范式。 如蔡元培所说的：“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如果没有学习过西洋哲学史，就会停滞在儒家古史观这一阶段。 冯友兰明确地说：“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贺麟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9.18’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既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没有伟人的哲学家领导。但青年求知的饥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当代中国哲学》.北京：胜利出版社.1947年，第2页） 胡适以西方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撰写中国的哲学史，冯友兰以西方新实在论哲学为指导著中国哲学史，李石岑、范寿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中国哲学史，他们的指导思想虽有不同，但都肯定中国有哲学。却并没有得到西方哲学家的认同。 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 2001年9月11日法国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在与王元化的对话中重提“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句话一说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马上作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含有褒贬，而哲学和思想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话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他对这种看法做的解释是：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它的源头是希腊。其实在他以前，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也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孔子的《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因为其中没有思辨思维，甚至也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又被凸现出来。 不少的文章认为中国有哲学，并论证为什么有哲学，就中国哲学之为哲学提出种种证明。如中国有意志的普遍性和思想的自由，中国有抽象思辨的理智的形而上学，中国有爱智慧的哲学品格，等等。也有的文章认为，从狭义上说，中国确实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中国亦本无“哲学”之名，但从广义上说，中、西、印哲学都是哲学。 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疏理白己的传统。 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 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 哲学还没有一个取得广泛共识的定义。但是，哲学存在了两千多年。 张志伟认为：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 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 3.2 西方哲学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philosophy）是希腊人的创造，经过近代的发展，逐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