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我们是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的.docVIP

六十年，我们是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的 同学们： 我退休后，空闲的时间多起来了，喜欢看点书，也喜欢想一些问题。今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华诞。六十大寿，怎样庆贺？献什么礼呢？我想了一下，还是把我们的国家是怎样解决全国13亿人民吃饭的这件大事情，说给同学们听听，作为珍贵的礼品献给祖国妈妈吧。 现在，我们用的礼貌用语是：“请、您好、您早、再见”等。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人们路上相遇，打呼时常常用的语言往往是：“早饭吃过了吗？午饭吃过了吗？晚饭吃过了吗？”或者是“饭吃过了吧。”从中可以理解：当时，吃饭问题是一件大事情，最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是我国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解放前的旧中国，特点是“一穷二白”说明没钱，没家底。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东亚病夫”，说明中国因为穷，吃不饱饭，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旧中国因为国家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生存权，造成大批难民逃荒、讨饭、露宿街头，这种情况，我们小时候都是亲眼看见过的，至今未忘。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衣食之源，温饱之基，发展之本。重视农业是中国民族的重要传统，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而且形成了重视农业的重要思想。我们的老祖宗说的“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些话在历史上形成了农本观念和治国方略。但是怎么样让中国老百姓吃饱饭还是个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至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征程。这六十年，我们是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的呢？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农民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的责任制，二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我们先看邓小平的责任制是怎么回事？ 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思想从迷信、僵化状态中开始苏醒，有人提出：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是那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针对这样的疑问，当时，邓小平爷爷精辟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这要亡党亡国。”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为了吃饱饭，为了生存，违背了当时的生产模式，私下里签名，盖印，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全国率先搞起了“大包干”。他们的做法对不对，他们的做法是姓资（资本家）还是姓社（社会主义）？针对现实，1992年，邓小平爷爷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对待“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邓小平爷爷明确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著名“三个有利于”标准。1983年党中央以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彻底放开了农民的手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迎来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之后，国家又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从15年延长到了30年保持不变，让农民吃下定心丸。为了让农民富起来，农村发展了乡镇企业，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打工挣钱，这叫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大转移。90年代中期开始，又让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和跨区域的转移就业，形成了“离土离乡”的民工潮。结果，加快了城市建设，又让更多的农民富得快一些。 到了新世纪，我们党把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提得更高，做得更细，落得更实，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方向，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作方针，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国人民奔赴小康社会，让全国农民建设好新农村。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地交“皇粮国税”的历史。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比如：农民买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现在扩大到买四轮农用车，都有补贴，而且补贴越来越大。农民买农用物资：化肥、农药也有补贴。今年北方抗旱保麦苗，也拿到了一亩地15元的补助。其他像家电下农村、彩电下农村，都有活动，有补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提供教科书，还普遍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有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等等。可以预料我国的“三农”工作将会更加出色。 总之，“邓小平的责任制”说明六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对“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放在心里，落实在实践中，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事情越做越好，越做越得民心，为农民放心种田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再看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又是怎么一回事？水稻专家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在穷乡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