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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寻求》 写在《确定性的寻求》中译本再版之际 by 童世骏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 Dewey]的《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一书，是作者于1929年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的稿子。据说在开讲那天，发生了一件与讲演题目有戏剧性联系的趣事：讲堂里的一架大电扇把讲稿吹落讲台，邀请方赶紧把撒得满地都是的讲稿一一拾起，交给杜威，并抱歉地说，稿子页码顺序大概乱掉了。杜威回答说：“哦，一点关系也没有。”1 　　杜威发表讲演的讲座题目是“吉福尔特自然神学讲座”。三十年前，另一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 James]也应邀来这里作吉福尔特讲演。与詹姆斯相比，杜威对宗教-至少是传统宗教-的态度更消极一些，但邀请方事先就对自然神学这个题目作了广义的解释：只要讨论知识和经验对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影响和后果，就行。 　　在杜威看来，谈论知识和经验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排在首位的当然是科学的发展。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其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祈祷和虔诚，一种是劳动和艺术：前者通过改变自我而屈从环境，后者则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环境。传统哲学对思辨和理论的崇拜，是人们回避风险、寻求安全的需要的表现，可以理解；但其思路与祈祷和虔诚如出一辙，并不奏效。在杜威看来，这种重知识而轻实践的看法恰恰忽视了人类所借以可能达到实际安全的途径。于是，杜威设法从现代科学出发整个儿挑战这种知行观，其主要策略是指出，在现代，“知”本身就是以“行”作为核心的：“从科学研究的实际程序判断起来，认知过程已经事实上完全废弃了这种划分知行界线的传统；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第2章）。 　　当杜威这样说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不仅是P. W. 布里奇曼[P. W. Bridgman]对爱因斯坦[A. Einstein]相对论的操作主义解释，而且是N·玻尔[N. 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用实验的作用对量子领域不确定性现象的解释。杜威的女儿简·杜威[Jean Dewey]也是物理学家，曾经在玻尔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期。据说杜威曾经去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看望他女儿；他女儿也告诉了他父亲不少该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和讨论。尽管杜威被认为对物理学的了解远不如其对心理学或生物学的了解，但他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了解，足以使他能够通过现代科学认识过程中实践的不可缺少作用来论证“行”对于“知”的优先性。 　　但杜威的注意重点并不在于狭义的科学认识论或科学方法论。他更关心的不是实践作为认识自然过程中的内在环节的重要意义，而是实践作为架通认识和评价这两个领域的中介环节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里所谓价值一词是指一切被认为在指导行为中具有正当权威的东西）。”（第10章）杜威认为，正如对于自然的知识产生于对于自然的操作一样，对于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也产生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价值并不是高悬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经验的爱好，另一方面又在经验中被证明是有可能实现的东西。抽象的善有各种各样；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它们常常是彼此冲突的。只有经过具体的情境之中的理性探索，我们才能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哪个善是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的。 　　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使杜威可以对“吉福尔特自然神学讲座”要求他涉及的宗教问题作正面的讨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系，使得知识成了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或者手段。重要的是要看到：目的和手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方面。在杜威看来，“不考虑手段就表示是不严肃地对待目的”（第10章）；杜威甚至从此得出一个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忽视经济条件的道德体系只能是一个遥远空洞的道德体系”。（同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而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所谓‘现实’包括着既有的条件；所谓‘可能’是指一种现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现实条件的应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后果。”（第11章）这种观点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如果宗教态度不是指对于有关事实和价值的固定信仰，而是指“人们对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感觉”，以及“献身于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事业的一种态度”的话，那么，“科学与宗教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冲突”。（同上）一句话，“理想的善就是有待实现的存在的可能性，而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和接受这种理想的善联系着的。”（同上） 　　杜威的这种观点的核心，用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在许多场合-包括在讨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的语言理论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术语来说，是“内在超越”（innerweltlichen Tr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