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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财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1999）。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356）。其中，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uetter)认为，经济是嵌入于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资本的运作就是以关系和网络的方式运作的。布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和运作，既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形成，又构成了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和社会基础。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3）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波茨是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社会资本也并不是总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1）排斥圈外人，因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因为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了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了巨大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的规范结构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样资源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和成功的机会消失了。（3）限制个人自由，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必然产生规范的压力，就会限制个人自由，使具有独立精神的成员感到受束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