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传统：从转译到从原文译1949.docVIP

英语知识 又如毕生从事翻译的梅绍武，1952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可我们在《世界文学》上读到他的译作，十有八九是转译；他在50年代出版的译作单行本，如《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等(王理行，2005，黑马，2005)，清一色转译。若非“文革”爆发，他有成为“转译大师”的可能。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他先后译了6部作品，没有一部是英语文学原著，也看不出他的专业在哪里，主要的研究方向、或翻译方向是什么。因此可以说，虽然他在第一时期(1949～1977)前期从事翻译达十几年，可他一直没有机会露出英语文学翻译家的“真面目”，直到文革之后，他在这方面的翻译活动才真正开始。 再如精通俄语的翻译家戈宝权，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翻译急务，为了使得刊物或出版社能够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他几乎成为我国头号“小语种”诗歌之“转译大师”。由于从事俄语文学的译者多，“小语种”的文学翻译需求大，译者资源特别匮乏，他便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急需的“小语种”诗歌翻译中。从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文革开始，在人文社出版的译作单行本里、在《译文》和《世界文学》发表的大量译诗里，人们会四处读到他的名字。其中绝大部分，无疑是转译的结果。 类似戈宝权这样的译者不在少数，虽然他／她们未必像宝权先生这样将如此多的精力投入转译，可他／她们活跃在《译文》月刊或人文社或上海新文艺社的文学翻译活动里，其中最活跃的部分译者，逐渐形成了一支“全能”译者队伍。他／她们中间的不少人，有的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的在八几十年代被读者彻底遗忘。为记住这段特别的翻译史，我们在这里不妨列举数位。他们是：(张)铁弦、(陈) 冰夷，乌兰汗(即高莽)，程代熙等(以上均从俄文 转译)，苏杭、袁水拍，(赵)蔚青，移模、戈哈、李 文俊、屠珍、梅绍武等(从英文转译)，孙用、施蛰存等(从世界语或英语)，陈九仁、叶君健等(从法文或世界语)，傅惟慈等(从德语)。从所翻译的国别文学来看，他／她们中有楼适夷、冰慰等译朝鲜当代文学，孙用、庄寿慈、施蛰存、张道真等译波兰文学，倪亮、张家章、水宁尼、萧乾等译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汤真、梅绍武、白兵(白冰)等译匈牙利文学：施蛰存、丘琴、陈登颐、袁湘生等译保加亚文学，陈良廷、齐放、主万、戈宝权、洪有纾等译罗马尼亚文学，郭开兰、高俊千，屠岸、石建开等译南斯拉夫文学，乌兰汗、屠珍同梅绍武伉俪、黎星、杜承南等译阿尔巴尼亚文学等。在那些翻译欧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译者里，有高俊千，王央乐、苏公隽等译瑞典文学，孙用、侍桁等译芬兰文学，吴朗西、潘家洵、田怡、郭恕可等译挪威文学：邹绿芷、成时、徐声越等译丹麦文学，魏荒弩、王维克等译希腊、古希腊或古罗马文学等。他／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转译从事文学翻译，尽管他／她们有的仅仅是“友情客串”，有的则是全力以赴。 当时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杂志，如《中国建设》、《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也有用5大语种之外的印尼语、越南语、西班牙语等文字出版的，说明中国还是有少量相关语种的专家。但这些刊物是非文学刊物，承担着向国外介绍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大陆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当时认为必不可少的对外宣传的政治任务。此外，这些刊物通常会聘请1—2名外籍专家，也多少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严重不足。 可以不夸张地说，50年代基本不需要转译的语种文学，可以将其“一掌打尽”——俄日英法德，需要转译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 二 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翻译史上自古有之，十分普遍。从我国翻译史的情况看，问题不在转译是否有，因为它始终存在，而在转译使用的范围和程度，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滥无节制。应该说，转译在1956年之前少有节制，其合法性无人质疑，因为此时的翻译跟国家经济建设、国家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大量依靠转译的后果，利弊皆有。其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这个时期大量从转译而来的译文，相当多的只有一次性使用价值，尤其是东欧6国文学和南斯拉夫文学的译作。一个证明，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第二时期的初期阶段)在基本满足了“文革”造成的文化大饥荒之后，第一时期五六十年代转译的译本，现代、当代文学部分，重印的不多，只有部分译文真正具有文学价值、抑或其他特别原因获得重印的机会：复译的就更少。80年代收入北京人文社，上海译文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者，很少，90年代收入人文社的“世界文学经典文库”者，几乎没有。比如但丁的《神曲》，整个20世纪人们阅读得更长久的译本，其实是王维克从转译得来的译本。这个译本非常著名，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后来收入“世界文学经典文库”者，是田德望先生晚年从原文译的译本。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