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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与宋词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上的区别 ?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元时，代有新变，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各相争雄。文学史上所说唐诗、宋词、元曲，就是在形式、语言、风格上各具特色的三种不同的诗体。唐诗基本上是五、七言诗，词、曲则都是长短句。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是词与散曲。词与散曲在本质上都属于诗，它们和诗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渊源；共发生和发展都和音乐密切相关；它们都既可唱可咏，又同样要倚声填词，合辙押韵，讲究形、音、意的俱现。词与散曲原本都是“民间物”，属于民歌一类，久已有之。其曲调，依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时代的改换而有所变迁。它们的发展规律正所谓“人民创造，文人加工，新陈代谢。”词和散曲产生后都走了一条由俗到雅，由民间而人文人的道路。如同鲁迅所说：“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 　　我们这里不谈诗，只谈当时词和曲这两种新诗体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上的区别。 　　一、词和曲在内容上的区别 　　词与散曲，共主体并不属于浴文学，它们反映的大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只有少数表现人民痛苦的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 　　就内容而言，宋词一般反映了：1．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壮志。2．都市的繁荣和个人的享乐。3．世情的感伤和归隐的清高；4．丧国的悲恸和人民的痛苦。(人们对宋词知之较多，这里不例举了) 　　散曲是在师承诗词和宋金民歌、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在创作上就兼具了稚俗两种倾向，前者更多地接受了诗词的熏染，后者更多受到了民歌的影响；再加上新的时代的条件和审美风尚的影响，散曲的美学形态与传统诗词就有了很大的差异。“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王骥德:《曲律》)由于“主旨”、“作意”的不等、不同，才导致诗词往往讲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元散曲则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狂歌当哭，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散曲作者们眼见政治黑暗，仕途险恶，在悲愤感叹之余，常萌洁身隐退之想。因而“叹世”和“归隐”成为元散曲的两个突出的主题。 　　如马致远《拨不断叹世》：“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悟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同调《归隐》：“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栖、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看破人间恶梦，遁人世外桃源，虽不过是一种幻想，却反映了对污浊现实的消极抗议，马致远的这种思想感情在元散曲作者中有相当的典型性。至于他那首名作《夜行船秋思》，则不过是把“叹世”和“归隐”的主题融而为一，化为两部合唱罢了。 　　“叹世”的主题变奏是“讥世”、“刺时”，这类作品寄悲愤于慨叹，情怀激烈，一吐为快。 　　如无名氏《朝天子有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张鸣善《水仙子讥时》：“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查德卿《寄生草感叹》：“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至于无名氏那首《醉太平》则更是毫无顾忌地喊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载可怜！”这一类愤世讥时之作，闪耀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与上述主题声气相通的还有一些怀古之作，大多借古讽今，绵里藏针。代表作如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睢景臣那首脍炙人口的《哨遍高祖还乡》则剥下了皇帝的神圣衣衫，还其流氓无赖的真相，嬉笑怒骂，痛快淋漓，虽讥刺一人而实际上是对封建皇权的亵渎，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讽刺佳作。 　　与“归隐”主题相联系的则是对山水田园和自然景物的讴歌欣赏。 　　这类作品在元散曲中占的数量也不少，光是吟咏杭州西湖之美的散曲就相当可观。“元代散曲作家对于山水的审美态度与魏晋六朝的名士有所不同，他们不是淡然的幽栖和无所动心的观照；也有别于唐宋写景诗词的含蓄蕴藉，而是敞开胸怀，歌哭于斯，使山水染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对于自然的审美感，已有了更高的自觉，已发现艺术美与自然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辨证关系。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薛昂夫写道：“一样烟波，有吟人景便多。”(《殿前欢 秋》)，这就是说，同样的自然景色，一经诗人的发现和吟咏，就可以使风景增色，使游览者增添不少观赏的意趣。在元代描写西湖风光的散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那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小诗，对散曲家们的审美规范作用是何等巨大，而散曲家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