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文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精选].doc

道文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青羊区道文化资源现状 1. 成都道教发源地溯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德”为最高追求，以延年益寿、飞身成仙为目的。 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信仰历来很盛。据文献记载，早在道教形成前已有许多高逸之士隐修于此，著名的如李八百、严君平、费长房等人。这些高逸之士后来都被纳入了道教的仙真之中。汉顺帝 (126-144) 时，有沛国丰 ( 今江苏丰县 ) 人张陵入蜀，居于鹤鸣山中，借太上老君口御造作道书，并广泛吸收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创立了五斗米道。所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 ( 《三国志·张鲁传》 ) ，是为道教实体教团的产生，也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因张陵自称“天师”，也称“天师道”。张陵所居的鹤鸣山及其早期活动的青城山，就是今天大邑境内的鹤鸣山与都江堰市的青城山，故历来有大邑为道教发源地，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之称。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于蜀，其嗣张鲁再承父业，天师道的影响遂日渐浸漫于四川各地。在此宗教背景下，汉末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张鲁割据政权被曹魏政权剿灭以后，天师道中心转向北方。虽然如此，成都地区的天师道发展仍很迅速，百姓官员“竟共事之”，以至于王浚为益州刺史，不得不对之严厉打击，“焚其传舍”，信道郡守“免官除名” ( 《华阳国志·大同志》 ) 。西晋末年，虔信天师道的巴西賨民李特、李雄父子，率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入蜀，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以“民奉之如神” ( 《太平御览》卷 123) 的青城山道士范长生为相，加号“天地太师”。范长生即以“国师”身份大张旗鼓地弘扬天师道，“人多事之” ( 《晋书·周抚传》 ) ，成都地区的天师道由是空前兴盛。至成汉政权败亡，其子范贲尤能凭其声名号召信徒，“有众一万” ( 《晋书。周抚传》 ) ，并被推尊为帝。直至宋初，传统天师道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仍有相当影响，有人“以鬼道惑人”，仍是“远近走集，争投货财” ( 范百禄《文同墓志》 ) 。 至唐，因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宗亲，得到李唐王朝的支持，道教在全国迅速发展。与此相应，成都地区的道教也有新的发展。经过南北清整改造的中原道教回传四川，改变了成都地区传统天师道的格局，形成高道辈出的局面。如赵昱、朱桃椎、王柯、罗公远、玉真公主、傅仙宗、孙思邈、徐佐卿、李班、杜光庭等高道，或隐修于青城山、平冈山，或寄身于成都附近的宫观，传说皆飞身成仙。其中，孙思邈援道入医，写成《千金方》传世，成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医药学家之一，被后人誉为“药王”，影响至今。唐玄宗避难入蜀，大量召见道士，罗公远为其座上客，赵昱则被封为赤城王。唐僖宗避难入蜀，多次派道士和朝臣至玄中观 ( 即今青羊宫 ) 设灵宝道场、丈人观设周天大醮，对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影响亦大。宋元之际，以炼养为主的新道派逐渐兴起，以道法为主的旧道派日趋衰落。至元，全真派在北方逐渐形成强大的教团，而旧有灵宝、上清诸派则被并于正一派，影响多在南方。源流所及，成都地区的道教仍以正一派为主。绵延至近，成都正一派道士大部分散居民间，分别隶属于“广成派” ( 广成坛 ) 和“法言派” ( 法言坛 ) ，主要负责民间斋醮活动。全真道虽在宋末已经传入成都地区，由于正一道在此根基深厚，并未形成很大影响。至龙门派传人陈清觉入蜀前，成都地区全真道影响一直很小，全真道士人数极微。陈清觉 (1606—1705) ，号寒松、烟霞，湖北武昌人，为武当山太子坡龙门派第九代道士詹太林弟子。康熙八年 (1669) ，陈清觉与道友张清湖、张清云、穆清风、张清夜、张清仕相偕入川，止杖于青城山天师洞。在对天师洞进行整饬后，陈清觉将教务付与张清湖，天师洞转为龙门派正嗣。与此同时，张清夜主持成都青羊宫、武侯祠，张清仕主持青城山文昌宫，成都地区道教渐成龙门派气象。康熙二十六年（ 1687 ） ，陈清觉入住成都青羊宫，得官员赵良壁支持，为建二仙庵，开堂接众，被康熙封为“碧洞真人”，因号其支派为“碧洞宗”。碧洞宗的传播，以青城山和二仙庵为中心，不仅成都地区，甚至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均有传承，其影响绵延至近，形成了今天四川道教的基本格局。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时局不稳，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受到遏制，宫观废圮，道士改行。尽管如此，据 1949 年统计，原市区仍有道观 41 座，道士 262 人。至于“文革”，成都地区道教再受重创，许多宫观遭到破坏，道士大部份流散还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成都地区逐步恢复和开放了部分道教宫观，道士们得以安居乐业，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继 1962 年成都道教协会成立，都江堰（青城山）、新津、大邑、崇州等（市）县也相继成立了道教协会。截至现在，成都地区已开放了道教活动场所 28 处，有道士 300 余人。纵观成都地区的道教历史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