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与孔教会[精选].doc

陈焕章与孔教会 【关 键 词】陈焕章；孔教会；《孔教会杂志》。 陈焕章科场顺利，频传捷报，1903年中举人，1904年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年仅二十四岁，可谓春风得意。面对欧风美雨的涤荡，目睹国事日蹙的危局，儒家文化熏染出来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仕途，遂于次年被学务大臣选派为游美学员，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在这个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国度寻求济世救民的良方。1907年陈焕章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并于191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及后来的安福国会议员，因参与康有为领导的“孔教运动”，在民初的思想文化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也正因此遭到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批驳，而其本人也就不为后世学界所重视。事实上，民初的“孔教运动”曾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汇流成一场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 一、尊孔活动的历史背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共和肇造，百废待举，孙中山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1]并任命从德国游学归来的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开始擘画民国教育的新蓝图。1912年1月9日，教育部成立，为了培养国民的民主与共和意识，蔡元培走马上任便大刀阔斧对旧教育进行改造，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首当其冲遭受重创。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使得旧时依附于教科书传播的儒家思想顿时陷入困境。同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从法律上否定了“定于一尊”的孔教权威，两千多年来儒家独尊的地位自此被撼动。次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评晚清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3]，故必须删去；并建议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教育、世界观教育五者相成相因、相互补充，作为民国教育新的指导思想。与之呼应，孙中山也力主“取消在校祭孔，删除学校教课书中尊孔和其他有悖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4]。这些举措为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相反，孔教的权威则日削月割，渐趋衰落。 紧接着，1912年7-8月间教育部召开了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有代表提出“学校不拜孔子案”及“仪式规则案”，认为：“前清《学堂管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教育与宗教不能混合为一，且信教自由，为宪法公例，不宜固定一尊。”与会代表多持此意，但考虑到民间尊孔习俗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担心断然废止会引发“社会上无谓之风潮”，遂采取折衷办法，要求各校“只须于学校管理规程内删除此节，则旧仪式自可消失于无形”。至于孔子诞辰日是否庆贺等仪式规制问题，与会代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只得以“各校自定之”[5]草草收场。 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当革命党人踌躇满志地进行实质性的国家建设时，却遭遇了军阀武人、立宪旧党、前清遗老等诸多专制保守力量的重重阻遏，导致民国开元以来，呈现给世人的并不是政治清明、励精图治的“治世景象”，反而在民主与专制的泣血争斗中掀起了更大的逆流和回澜。依武力解决政争，靠枪炮割据残民，民初政治已完全背离了民主共和的本意，导致的结果充满了历史的悲剧色彩。枪炮可以终结君主专制，反之，亦可以戕害民主共和，“新军将领们对满清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他们已经尝试到权势的滋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食髓知味，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结果你抢我夺，自相残杀起来”[6]。自古以来兵燹战祸贻害无穷，“就军政而论，半载以来，募集既多，糜饷无算，谴之不易，留之不可。即饷粮无缺，犹复变乱时闻，综计兵变之损失，殆与战争之损失相埒，其扰乱秩序，为害地方，诚为今日之大患”[7]。兵祸激起的浊浪恶流，使爱国志士忧心忡忡。1912年6月，李大钊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慨叹道：“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蔽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愿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8]“新”与“旧”的冲突，“保守”与“进步”的扞格，在民主共和的招牌下格外刺眼，局势动荡给世人的惶惑惊心，由此可见一斑。 政局已然不稳，但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的败落与世风的浇漓。传统时代以儒家经义为核心建构起来的道德体系和政教风俗，经蔡元培等民主派革命党人的削割砍斫已陷入岌岌可危的险境。1913年3月，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中喟然感慨：“睹民生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