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运行与分析阅读资料2(投资)..docx

从供给着手重启经济改革2013年05月24日23:20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滕泰冯磊　2012年四季度，本文作者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基本主张，几乎同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2013年以来，李扬等学者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　　这么多的学者走到同一个方向，实际上反映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如何从供给侧管理经济、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首次完整地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改革思想体系，希望引发更多探讨。　　总需求管理走到死胡同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下看，靠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现在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事实上，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每一轮“踩油门”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又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连续多年货币超额发行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可行；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后，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此外，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　　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财政赤字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这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能改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时，如果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古典供给经济学、传统供给学派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的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萨伊曾宣称“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存在”。　　古典学派的上述观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有现实意义。几次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不断提高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生产过剩、失业率高企，传统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　　对此现象，马克思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复杂的流通环节有可能会中断这个过程。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但同时凯恩斯也表示，“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　　在面对所谓“相对产能过剩”或“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时，马克思和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入手，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整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