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精选].doc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