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要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撑..doc

国家战略能力提升要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张文木 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内容提要]俗语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敌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灭。而不管“撑死”还是“饿死”，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不主张用“鸽派”或“鹰派”的比喻来分类中国战略学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形象概括，笔者同意“龙派”的概念，可以说中国战略学研究最需要的既不是“鹰派”也不是“鸽派”,而是“龙派”。龙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能屈能伸，且收放有度。“龙派”就是实事求是派。历史上看，国家战略制定中过猛或不足都是战略能力贫乏的表现，其效果都是不好的。当前的中国战略研究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 。只有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才能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敌人即满眼都是“战略伙伴”的战略则一定会遇到缺少盟友的尴尬。 “国家战略能力”是《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提出的重要命题，该命题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的提升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扬弃了以往“综合国力”概念的模糊性，将国家客体的矛盾性及建立在其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重要因素注入“国力”概念，使静态的国力和动态的国家目标之间、静态的国家资源和动态的国家管理层为实现国家目标运用这种资源转化国内外重大矛盾的能力之间有了必然的逻辑联系，并将后者视为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战略能力尤其是国家战略能力主要不是在学府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血与泪的实践中熬出来的。国家战略能力涉及的多不是学理层面而是实践及其经验层面的事。学理不同于事理，学理不入事理，其学无用。只有贴切事理的学问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笔者青年时为文写书多凭才气彰显学理——学理只需要形式逻辑完备，人近天命之年方知学问当贴切事理——事理则需要经验尤其是生死经验的过滤。经验是事理化的学理，学问是学理化的事理。现实生活中的“求是”或“致知”更多地要靠来自“实事”或“格物”的经验，是逻辑与经验、进而学理与事理的统一，而连接两者的媒介就是实践，故无实践则无学问。 能说出新颖观点，那叫才气，而能用经验特别是历史经验证明出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前者是学问形成的必要条件，后者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研究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问题的解释可有千万种方案，适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则只有少数几种。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有用的解释就剩下几种乃至一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能解决问题的文章才是好文章。1962年年初，正值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到很晚，负责服务的吴连登同志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毛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困难时期，离开老百姓饥饿的经验，其工作就会脱离实际，其政策制定就不能对症下药。 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无经验介入，则苍白无力；教育尤其是人才教育，若不与生产劳动经验相结合，则事倍功半。所谓“不争论”，是说理论仅靠逻辑是争不清的，因为在吃饱的时候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逻辑。理论需要经验过滤。在家庭生活中医生的话总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多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则多关乎感情。这说明在经验，特别是生死极端的经验面前，人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路上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拼到了约3万人时，党内对于是否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有许多时候，战略理论和目标的学理论证是成立的，甚至是完美的，但如果对国家资源与战略目标间的匹配关系以及所获战果与国家对其“消化”能力间的匹配关系考虑不周，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俗语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敌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灭。而不管“撑死”还是“饿死”，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不主张用“鸽派”或“鹰派”的比喻来分类中国战略学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形象概括，笔者同意“龙派”的概念，可以说中国战略学研究最需要的既不是“鹰派”也不是“鸽派”,而是“龙派”。龙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能屈能伸，且收放有度。“龙派”就是实事求是派。历史上看，国家战略制定中过猛或不足都是战略能力贫乏的表现，其效果都是不好的。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哲学关乎方向，没有方向的战略只能沦为玄学；刀剑是实现战略的利器，只有正确方向而没有实施战略的利器，这样的战略绝无实现的可能。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做秀只能在极次要的问题上产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