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风险防范之我见..doc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风险防范之我见 [内容提要] 文章在分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风险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律师防范执业风险应采取的对策：律师应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以达到提高执业水准之目的;参与刑事诉讼，在法律程序上应尽量避免出现错误，实体上的错误还可以通过再审程序来解决，但在诉讼程序中出了错误，将会造成无法换回的损失;建议在立法中，确立刑事审判于开庭前控辩双方证据的互相展示制度;建议争取邀请省公、检、法的领导作为省律协维权委员会的顾问，以期有利于律师维权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 律师;刑事诉讼;执业风险;对策 《律师法》的颁布实施，新《刑法》与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通过，在赋予律师新的权利，可以更多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同时，也增大了律师的执业风险。 近年来，律师依法执业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律师被指控的犯罪案件也有所增加。新刑法306条有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规定，犹如高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加重了律师执业的心理压力。律师执业的环境日趋复杂。律师的工作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理解，甚至出现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被非法拘禁、绑架的事件，所以，律师执业风险的防范，值得律师界各位同仁的思考…… 一、执业风险明显增大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使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环节增多了，从而使律师面临的风险显著增大，具体表现在： 第一，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不仅有刑事诉讼，而且还有在侦察阶段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及自诉代理，公诉案件被害人代理等。这为律师的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时空舞台的同时，也增大了执业风险。 第二，明确了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同时也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时需双重许可，增加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复杂程度。而律师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律师必须做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一些证人作伪证的情况也会相应的增多，这必然增大了律师执业的风险。 第三，律师的法律责任加重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或其它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它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追究法律责任”。但这一规定中何为威胁证人、引诱证人?何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何为干扰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行为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在此情况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执业带来的风险无疑将会增大。 二、风险成因 构成律师参与刑诉的风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风险来自于少数律师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违纪行为。公正地讲：“全国律师队伍中绝大多数律师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质是过硬的，但律师队伍中也确有个别人，不能够严格的遵守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近年来，不断见诸媒体的律师因指使他人作伪证，贿赂办案人员、私自收费、不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而被判处刑罚，被取消律师执业资格证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突出的不正常的现象：一些律师为了关系案、人情案，采取一些挖墙角、说坏话，抢案子、给回扣、拼杀价，进而“勾兑”法官、贿赂法官等不正当、不正常的手段;而在当事人面前拍胸脯，说大话，打包票，最终又不讲信用，甚至私自收费，故意偷逃税等严重损害律师队伍整体形象。为谋求私利，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非法要求，为当事人谋求不正当利益，做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受到法律的追究。 风险来自少数公、检、法人员的偏见，误解和侵犯。由于少数司法人员受传统执法思想影响较深，总把律师为被告人辩护认为是“替坏人说话”，不懂得被告人也需要司法公正，不理解律师是在从另一个角度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知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司法的最高境界。培根曾写到：“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是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此，法律工作者树立起公正的道德观念，加强公正司法信念，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此，常有一些司法工作人员怀疑律师与被告人有通谋;另一方面，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一遇到案件出现翻供、串供、包庇、伪证等情况，就怀疑律师在其中操作。 风险来源于少数当事人的不满、报复和陷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既可为被告作辩护人，也可为被害人作代理人。当被告人受到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时，有的被害人或者其亲属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将对被告人的仇恨转移到辩护律师身上，而当被告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判处了较重的刑罚，有的被告人及其亲属就会怪罪于被害人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