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教学的Seminar方式..doc

关于“Seminar”方式的意义——兼谈德国大学文科教学中解释学与辩证法的传统 当今的中国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崛起，虽然还远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但目前已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扼制者有之，打压者有之，但也有人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没有思想（撒切尔夫人语）[1]。这大概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听到这话，如果我们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爱国主义义愤是无济于事的。不管对方“居心”何在，我们都需要冷静的想一想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作为学者，我们不能用一种冷战思维去看待西方人的批评[2]。 反观一下自身，的确我们原创性思想的输出大大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所能输出的多是一些西方人自己不愿做或不屑于做、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低廉的劳动产品，对此他们甚至毫不掩饰，而且一直用很挑剔眼光来对待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是世界的工场”决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只有努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才能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临终前曾向温家宝总理提出过一个十分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解放后我们培养不出一流的创新型人才？这个问题在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共鸣和热议。如果说钱先生主要针对的是科技界，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更遭。可以说，中国人今天最缺乏的就是思想，而造成这种缺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3]。这里别的不说，只谈教学问题，我们的学生求知不是主动探索型，而是被动接受型，他们一开始就被某种表面的、固定的东西给束缚住了，如何从这里面走出来，我觉得德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4]。 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选派，我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在这方面感受良多。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在西方中世纪就存在了，从1386年建校至今已有625年，在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中排行老三[5]，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这里曾出现过歌德、荷尔德林、黑格尔、赫尔姆霍茨、韦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勒维特、潘能伯格等一流的思想大师和伟大诗人，迄今为止已有十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的医学奖，刚好是我去的这一年。 过去我们只知道德国人有思想，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怎么来的，所以这次到德国如何将他们的方法或内在的精神学到手，而不是表面的东西，是我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了的。在访学期间，笔者除了主要从事自己的专业课题的研究外，还利用这个机会和条件对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学情况作了一点考察和调研，第一学期我泛听了全系50几门课，精听了3门课，第二学期泛听了30几门课，精听了2门课，并找到这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留学生了解情况，作了印证，现将我所知道的东西和反思的结果写下来，向关心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们作一个书面交流。 一 众所周知，德意志是一个哲学民族，它以富于思想而著称于世。在这个只相当于中国江苏省那么大的国度里，人才济济，哲学家、思想家辈出。不过德国的崛起其实也只是近代的事情，在16世纪宗教改革以前，这个地处欧洲心脏的国家乏善可陈，历史很苍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象样的哲学家、思想家，除了有一个叫库萨的尼古拉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谁了。然而自宗教改革以后，尤其是17世纪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以及他的学生沃尔夫出现以后，德国哲学家如雨后春笋般地一拨拨地出来，老的一辈凋谢了，新的一辈涌现出来，新的一辈凋谢了，更新的一辈又涌现出来了[6]，它仿佛像一股积蓄已久的地下岩浆开始向上喷发：在老一代衰减的地方，新的一代接着喷发上去，在新的一代衰减的地方，更新的一代接着喷发上去，生生不息，绵延不止，一直到现在。虽然伽达默尔去世以后，德国目前除了哈贝马斯外，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哲学大师，但德国的学术土壤还在，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在。虽说大哲学家或天才思想家是由特定历史文化孕育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但人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不可否认是极重要的条件，有了这样的环境就不愁没有思想家出现。 在德国大学的课堂上，总让人感到它们所重视的不是知识的占有，而是思想的训练，它的整个体制所导向的是学习如何思想，哲学专业更是如此。何谓思想训练？思想训练就是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在德国大学决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具体落实到他们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Seminar”中的。“Seminar”（研讨班/研讨课）是德国高校的一种普遍的教学形式，想必凡在德国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会对这种教学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同我们国内高校通常采用的方式非常不同。 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为例，它有五种类型的课程，分别是:“V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