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中的创作原型我和我们”分析总论文.docxVIP

浅析二十世纪诗歌创作原型中的“我和我们”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定义的意义和他的全部证明只有在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每一个字或词在文化发展中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和“我们”是生活乃至文学中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第一人称，它们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两个定义和意象在中国的文化—诗歌中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首先，讲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探究这个问题的渊源应从古代文学中找其根源，寻找“我”和“我们”的意义之所在。在古代“我”是第一人称的称呼，当然在古代指我的词大都是“吾”、“余”等，而“我们”出现的时间较晚。最早的《诗经》、《楚辞》中的“我”和“我们”大部分指的都是具体生活中、真实生活中的我和我们，是具体的“小我”。如《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衰”。以及《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诗句中的“吾”、“余”即我，无外乎指的都是作者自己。而这种象征意象对后来的相关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曾改变。又如汉魏时期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中的诗句“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和后来唐诗宋词中的诗句同样都是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乃至近代，诗歌中的“我”和“我们”才出现了从小我倒大我的发展趋势。如清末谭嗣同的流传千古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的我并不是只指的他自己，还有和他一同为变法而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诗中的“我”其实是指“我们”。此外，笔者认为在他笔下的“我”乃至“我们”，同时还是指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为民族和国家的解放和振兴而前赴后继、应用先生的烈士们，此时的“我”才真正的从“小我”变成了为民族和国家的“大我”，“我们”也具有了另一层的深意。分析完了“我”和“我们”在古代的发展变化，下边让我们走进近现代来继续分析、阐述它们的发展和变化。二十世纪之初即五四时期在诗学界爆发了一场白话新诗运动，作为诗歌创作第一人称的“我”和“我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开始逐渐的发生变化。当时的革命文人胡适有一首新诗《老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诗中他写到“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容易认识到诗中的“我”并不仅仅是单指老鸦，它还有其比喻义和象征义。此外我们还可以把诗中的“我”理解为作者自己，代表着倡导新诗改革的作者自己，但是诗中的我也并不是指作者自己，还象征着许多的和作者一起提倡诗歌创新的一批诗人团体。此时的“我”便可以理解为“我们”，也就是在此时“我”的意义开始走出了它的局限性，开始向更广泛的意义发展。因此，这个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受当时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我”和“我们”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指作者个人了，它的意义被广泛化，被赋予了更大的指代作用。“五四”是青年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而他们却是中国觉醒的主体，他们充分的借用“我”来呼唤自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天狗》中找出答案，在诗中他写到“我是全宇宙底Energy的总量”，此外在短短的一首诗中诗人用了19个“我”，每个“我”都是拥有最大的力量的，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我”是强悍而狂暴的，而这其中的“我”却是全体五四青年的总代称。“五四”时代的诗人大多采用“我”来抒发某一类人的内心情感，不仅仅是代表着自己，还代表着和自己有同样心境的一类人。并不仅郭沫若的《天狗》中的“我”是这样，又如臧克家的《自白》一诗也是如此，诗人在诗中写到“我是平凡，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再不去作那些荒唐的梦，…..我给人间保留一丝天真，我是热情，要用一勺沸水去浇开宇宙的坚冰……”在诗中“我”代表的是平凡、热情却充满正义的热血青年乃至平民群体。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混乱复杂的一个时期，处于这个时期的人们的内心情感五味杂陈，有痛心，又渴望，有期待等等。这时期的大部分诗人在诗中写的“我”和“我们”不仅仅是代表自己的“小我”，更多的是代表相同心境、相同阶层的“我”。在五四时期乃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是在遵循着这一思路在创作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诗歌在二十年代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与开拓，进一步的发展了现代诗歌。三十年代诗歌中的“我”的个人代称较以往要重的多，多用来抒发作者内心在特定环境氛围下的个人的苦闷与忧伤，例如《我的记忆》一诗中，作者用“我”这第一人称亲切的叙述记忆中平凡而具体的生活场景，残存的记忆与“我”同病相怜，与“我”共同咀嚼痛楚，记忆中的颓唐与痛苦就“像我在这世界一样”，这代表着作者个人的悲凉无奈、孤独黑暗的情感。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