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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四） （2011年度） 1，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入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 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坚持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摘自《广州日报》 2，《易经》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改革开放已历30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民素质也有所提高。而以国际视野来观察，我们离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良好国民素质仍相去甚远。大国的崛起，要有经济和政治的准备，也要有文化和国民素质的准备。纵现历史，任何民族的强盛，无不得益于国民素质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应该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崇尚阅读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对生活、生命进行思索，建立起精神家园。这无疑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熟，有助于将自己的理想、情感和价值尺度做内心世界的主体构建，使用真假、善恶、美丑等概念去理解和体验人类的精神生活，唤起良知，净化心灵，从而形成一种对社会发展过程具有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人类精神力量。 3，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的程度未必和财富厉正比。很多时候，幸福来源于对快乐的等待。 4，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的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如果一块石头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会感到疼痛，但是，羞愧、耻辱和诅咒只是在你感觉到它们的时侯点才会感到它们存在。只要你不去注意它们，它们不会打搅你的。只要你能自我赞美，又何必害怕世人的讥讽嘲笑?愚蠢是打开快乐之门的钥匙。 所谓愚蠢，乃正话反说，它要说的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具有主观自觉和反思能力，能发现和识别自身与自然的异同，有决定自己幸福的能力。人的快乐与否 主要不在外物，而在人自身。亚里士多德有言：“快乐即知足。” 快乐的大敌是给自己“垫砖”，把自己户“拔高”，自以为自己如何伟大，别入只配适应自己。一旦把自己架起来，世界就变色变味了，快乐就逃遁了。 快乐不在房子多大，级别多高，存款多少；不再为一时虚荣牺牲当下的需要；也不再将终生幸福委之一个虚位。快乐在于自我感觉。浮士德沉浸在美好的瞬间时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注重提高每一瞬间的生活质量，这就叫快乐。【摘自《渤海早报》2011年1月5日】 5，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 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有句成语，叫做欲壑难填，是无上智慧：欲望就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就打开了。而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变得茫然。 6，余秋雨：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发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是一种暴民心理， “文革”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7，余秋雨对树立中华文化偶像的看法： 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 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2011年《老年文摘》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文，现摘录其要于下： 张元济觉得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人格的大人物是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张认为以上这些人“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仇，有的是为报恩，归根结果都是做到杀身成仁“。胡适与张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所选的人物，应事迹不限于杀生报仇，而应该注重有风骨，有肩膀 挑得起国家重担子的人物”。胡适认为这些人物可以代表“中华民族价格”： 汉代的张释之与汲黯，后汉的光武帝和邓禹、马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