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doc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一、拨乱反正与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已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和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邓小平首先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指导下，在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铜下解放出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怅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农业，发展科技、教育。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82年，调整工作虽尚未完成，但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并开展全面的平反工作。到1982年底，涉及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给50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400多万地主和富农分子、1600多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改错或摘帽；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台胞台属政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兴起。1978年底1979年初，安徽省部分地区的一些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极好，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包干到户，第一个秋收就比上年增产6倍多。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社队采取类似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这时还不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的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1981年10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在稳定与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提上日程。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除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外，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合同收购以外的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产品逐步放开，自由贸易。农业生产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使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后，又得到生产经营上的较大自主权，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也为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提供了条件，得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打破农业经济发展传统格局。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进农村经济从半自给自足朝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较快发展。与1978年相比，198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亿多吨，增加了32%；棉花总产量419万吨，增加了93.3%；农业总产值4676亿元，增加了近3倍。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从1978年的2.17亿亩增加到1986年的3.04亿亩。一向薄弱的林牧副渔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7年，从业人员达到8805万人，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8％。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