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张国刚】..doc

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张国刚】 《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算过高。一般而言，虽说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但是政治开明、思想解放毫无疑问是学术事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由于改革和开放，中外学术交流之渠道畅达，海外学术著作的翻译与介绍也日渐增多，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于国内中古史研究也有很明显的影响。大约十年前，我曾应《历史研究》杂志之约，撰写了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文章，现应《史学月刊》之约撰写的这篇文章，重点评介改革开放30年来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不求面面俱到，不当之处，请同行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隋唐历史定位与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史研究中，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定位是关涉到整体历史阶段划分的重大问题，是研究者所秉承史观的直接体现，对于某一断代的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在唯物史观的主导下，“文革”前的大陆史学界已普遍接受以“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期原则；虽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存在不同见解，但学界对隋唐两代同属于封建社会并无异议，且一致认为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与繁荣时期。学界同时也认识到，隋唐时期与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和之后的宋代虽同属封建时代，但三个时代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学界对于隋唐时期历史定位的讨论仍基本维持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两部代表性的断代史著作即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①与唐长孺主编的《隋唐五代史》②都强调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关键阶段，是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折时期。然而学者们对于这种变化的实质与内容则有着各自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仍继承侯外庐、胡如雷于“文革”前发表的经典观点，从土地所有制度与阶级关系的改变来判定时代变化，将均田制的破坏与农民起义中“均贫富”口号的提出看做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于“封建等级再编制”的一系列论说。相形之下，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③中的观点显得独树一帜。 　　唐长孺首先将十六国与北朝看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曲折阶段，而视东晋南朝的种种变化为汉魏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唐代之所以具有“转折”意味，本质即在于这一在北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逐渐“南朝化”，由此使中国历史进程摆脱了北朝时期的反复而回归正轨。此外，张泽咸从唐后期“地主阶级”构成与身份的重大变化入手，指出唐代正处于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过渡阶段；④吴宗国主要从研究政治制度入手，强调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变化奠定了“封建社会后期官僚政治的基础”；⑤把隋唐时期作为历史转折点的主要意义定位为其处于“贵族门阀政治”与“科举官僚政治”的过渡时代，这是当时学术界相当普遍的看法。⑥不难看出，学者对于隋唐历史定位问题的讨论已开始逐渐脱离教条主义史学的传统认识框架。 　　由于学者视角的多元化，对于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临界点”的确定也有了众多不同的看法，出现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为断限的一系列具体观点。总之，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大陆研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偏重于比较唐代与魏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异同，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唐、宋两代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总体数量不多。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界交流的增多，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说”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影响到中国学者对于隋唐时期历史定位的新思考。内藤湖南以政治与文化作为历史的分期标准，把唐宋之间的变化看做是中国由“中世”走向“近世”的分水岭，是中国历史中的几次根本性变化之一，其重要性较之“封建社会内部的变化”大为提高，因而具有某种“革龘命”的意味。宫崎市定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学说，增加了对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使得习惯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经济基础进行历史分期的中国学者更为信服唐宋变革的存在。从90年代中期开始，唐宋变革论吸引了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至21世纪初已成为学界对于唐代历史定位的主要看法。 　　与此同时，即自8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一系列主要论述得到了系统翻译，中国前辈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早期论述也被重新发掘。从90年代后期开始，从学术史与理论方面对唐宋变革进行总结反思的文章陆续发表，重要的有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⑦、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⑧、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⑨、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⑩、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11)。中国学者们总结道，以内藤与宫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所论述的唐宋之间的主要变革可概括为5个方面：(1)贵族政治衰落、君主专制兴起